北京日报|沈志华、李丹慧:口述或回忆史料,使档案文献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当事人的回忆录就要这样写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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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的回忆录无疑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齐世荣先生曾在《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专门讨论个人回忆录(含自传、自述、自订年谱等)的直接史料价值及其缺陷和局限性,分析得非常到位。个人回忆录所提供的史料价值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写作时是否能够尽量克服由记忆误差、个人情感、现实感受、政治倾向所带来的种种缺陷和局限。在这方面,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阎明复回忆录》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作品。

《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回忆录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洋洋90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愉快,收获颇多。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特别关注该回忆录究竟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读下来发现,阎老这部回忆录的价值的确不菲,其中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天,苏联在哈尔滨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麻厂,派来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共建立空军,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战后斯大林关注东北问题,并在撤军前后极力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苏联多是通过贸易方式或转手朝鲜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这种看法在学界大体取得共识,不过,阎老提及的事情却未曾听闻。援建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苏联采取如此大的动作,若作者记忆不错,那么对于我们所作斯大林在1948年底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的结论,又增加了两个典型案例。

  回忆录记载: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毛主席每次从住的那个沙皇的寝宫到乔治大厅开会,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然后他总是让主席走在前面。每次开会时,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当毛主席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主席第一个就座,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毛主席第一个起座,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到1957年底,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已经是平起平坐,而毛泽东本人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赫鲁晓夫。

  回忆录记载,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很重视关于这次会议文件的对外宣传工作,委托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此事。王稼祥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的郑葵等人,一起把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我(阎明复)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他还把正在参加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译文中的疑难问题。在谈到关于“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如何翻译的问题时,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阎老曾作为翻译人员三赴莫斯科,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1月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详细披露了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的过程及内容。

  这些材料,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尚未解密,中国当时领导人的年谱、传记等文献中引述不详,在我们所搜集到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中也告阙如;只有一份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的材料,简要记录了9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会谈的内容。可以说,这部回忆录是对中苏两党此次会谈情况的首次完整披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这部回忆录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为主,很少做评论。这样做,就抓住了回忆录最本质的功能。读者,尤其是作为研究者的读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当事人所经历的事情及其当时的感受,而作者事后(写作时)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往往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第二,以本人直接参与和经历的事件为主,较少讲述自己未曾在场的事件,或做冗长的背景描述。即使为了说明情况而少量引用相关人员的回忆,也都明确指出自己不在场或听说的。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一种强烈的现场感,读来可信。

  第三,作者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者,而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作者大多参阅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其中有些就是他本人记录或起草的),从而避免了由于个人记忆误差而造成的舛误。这一点尤为重要,凡有条件这样做的当事人写回忆录或自传,均应如此。

  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

  在中苏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私人文件式的回忆史料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档案文献不足。因此,口述或回忆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生辉。

  读过《阎明复回忆录》,我们感到,当事人的回忆录就要这样写,出版社也应该多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当然,在研究中如何使用这些史料,如何参照档案文献和其他史料进行考证、对比,那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何兆武先生讲过,“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恰恰相反,它所依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我们对此颇有认同,因为了解到个人回忆录的这一特征,不仅不会妨碍学者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学者正确地使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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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志华、李丹慧(本校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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