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象伟宁:要向李冰和麦克哈格寻求生态智慧启示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5-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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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国际杂志《景观与城市规划》[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LAND)]设置一个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对生态研究、规划、设计与管理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那么,谁将获此殊荣?


  借用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1889)的描述,他们应该是为全人类做出真正并永久善行的人。在众多佼佼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名字: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 Leopold)、马世俊、亚瑟•G•坦斯利(Arthur G. Tansley)、尤金·奥德姆(Eugene P.  Odum)、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等等。

  然而,实际上,上述众多对生态规划与设计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中,有两位更加熠熠生辉:一位是中国古代的规划师、水利工程师李冰;另一位是苏格兰裔美国景观规划设计师伊恩·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


李冰:都江堰水利工程


  战国末年,时任秦国蜀郡太守的李冰,主持修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生态工程之一——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今天四川中西部地区)。历经时代检验,都江堰水利工程被认为是几千年来真正造福后代的生态项目。

  它始建于公元前256年,在经过2270余年历朝各代相沿修葺和发展,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能灌溉成都平原6687平方公里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其面积相当于美国的特拉华州)。除了可以长久抵御自然洪水和干旱的肆虐,它还对后世亿万人民在农业灌溉、城市供水、航运、水生作物、生态保育、旅游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讲,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惠泽下,成都平原一直作为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地之一,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真正长久的、造福于后世的工程,不仅被史料所记载,它还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写道,“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所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大意是在建成后的一个世纪,都江堰工程仍然可以顺利运转,同时也给灌区人民带来了诸多福利。

  英国史学家、汉学家李约瑟曾讲道,“直到1943年参观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我才意识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尽管至今2200多年,但它依然在使用,这给今天我们所有的参观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2000年1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把都江堰水利工程与临近的青城山一起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世长流,能够做到真正的造福后世,这要归功于设计者李冰在工程开始时提出的“整体性”原理,以此引导整个工程在各个环节上的每一步行动,即从规划、设计、营建,到运营、维护与管理。实际上,这一原理是源自道家经典理论“道法自然”的思想。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持久的生态服务效益,被广泛视为是道家哲学应用在生态规划与设计上的典范。

 

都江堰结构示意图


  以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工程为例,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水利系统,由三个设计独特的部分组成:鱼嘴分水堤(用于将岷江分流为内江和外江)、飞沙堰溢洪道(用于江水的沉淀和溢出泄洪道)、宝瓶口进水口(用于将内江江水引洪到成都大平原以东地区,也做农田灌溉)。其中,首先建造的是鱼嘴和飞沙堰,之后得到不断修葺。

  建造所采用的自然材料来自周边地区,比如杩槎(木制的三脚架)和装满卵石的竹笼。与当代多数水利工程采用人工大坝控制截流、蓄水、泄洪不同的是,鱼嘴、飞沙堰与宝瓶口是按季节性以4:6的比例,自动将岷江按比例分流。(春季水量小时,四成江水流入外江,六成流入内江以保证春耕用水;春夏洪水季节时,水位抬高漫过鱼嘴,六成水流直奔外江,四成流入内江,使灌区免受水淹。)

  

 

 

  与此同时,在引水进入宝瓶口之前已自动地将近90%的沙石沉积物从飞沙堰排出。如此智慧的生态设计,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流长的基础。它以最少的生态代价,真正恒久地造福后世,成为“道法自然”的一个鲜活实证和标准范本。

  特殊的地理关联,使生态实践和道家学说之间的哲学纽带更加牢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工程毗邻青城山。在它建成400年后,青城山成为道家第一个流派——天师道的诞生地。这种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在地理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使所有来访者,包括笔者在内,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感动。在世界教科文组织2000年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中,它得到了充分肯定。


麦克哈格:斯塔滕岛


  伊恩•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1920-2001)是美国景观设计师、规划师和教育家,著有开创性的理论著作《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麦克哈格具有国际化的生态学视野,他倾其一生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做真正永久并造福后世的工作。他的生态哲学和一生践行,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景观与城市规划实践,以及对景观设计师、规划师和地理学家的教育培养都具有深远影响。

  正如美国景观史学家赫伯特•哥特弗莱德(Herbert  Gottfried)所说,就像美国景观师老奥姆斯特德(Frederic Law Olmsted,  Sr.,1822-1903)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是“真正永久地造福后世”的通用范本,麦克哈格在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也是他全球影响力的基石,从这本书中各类读者接触到他遵从自然的生态规划理念。


  这本书得到广泛认可,尤其被景观和城市规划的实践者奉为经典,它的深远影响,可等同于美国自然主义者、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 1854),以及美国环保主义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

  麦克哈格在这本书“视发展过程为价值”的一章中,详细阐述了“内在的土地适应性”,并通过纽约斯塔滕岛的案例研究简要描述了:一旦人们接受了“一个地方是自然演进过程的总和,而这些演进过程组成了社会价值”这一观点,就能进一步考虑有关土地的效用,保证最适当的土地和提高土地的社会价值等。这就是指土地的内在适应性。

  在此章的第39张插图、名为“城市化的非适应度”的地图中,勾画了斯塔滕岛的诸多限制因素,比如洪水、不利于排水的地表和土壤情况,以及受飓风影响及被大西洋海水淹没的危险。尽管这些影响城市开发的重要因素是被人们所承认的,然而,在斯塔滕岛实际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开发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斯塔滕岛土地的适用性,图来自麦克哈格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文版,芮经纬译,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不幸的是——但从纯粹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又是“幸运地”,正如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景观规划师福瑞德瑞可·斯登纳(Frederick  Steiner)指出的,尽管未被地方政府采纳,但事实证明麦克哈格的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证明的方法是无情且残酷的、而过程则是漫长的。

  在50多年后的2012年12月29日,飓风“桑迪”袭击纽约市时,斯塔滕岛全岛、特别是在大西洋的一侧,遭遇重创,造成19人死亡以及财产与公共设施的严重损失。灾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尼尔·克里斯托弗(Neil  Korostoff)的研究表明,不仅岛上受飓风影响最大因而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与麦克哈格50多年前划出的“不适宜城市发展”的区域之间在空间上存在着高度重合,而且19名遇难者中的多数,都是在濒临大西洋的“不适宜城市发展”区域或附近被发现的。现在看来,如果当初斯塔滕岛的城市化发展能遵从麦克哈格的建议,岛上的伤亡和损失本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


为什么我们要向李冰和麦克哈格寻求启示?


  新千禧年之后的十三年中,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激增。引用黎巴嫩籍美国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描述,“黑天鹅”事件是指,不寻常且难以预测的事件,并带来极恶劣后果和严重的连锁反应。比如,2013年北京雾霾、2012年飓风桑迪、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2008年四川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拉飓风、2004年印度洋海啸。“黑天鹅”事件存在于各个领域,而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


  大量事实证明,“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或区域尺度上。例如,在美国,自1998年开始,由于灾情超出了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而须由联邦灾难总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介入的“黑天鹅”灾害事件每年达到100多起,并在过去60多年中呈现显著持续增长。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复杂程度增加,不断频发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城市地区社会和生态状况的恶化,对人类生存、安全、健康和宜居构成了严重威胁。

  城市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全世界都在寻求并渴望能有行之有效的、体现新观念、新原理、新策略的解决方法。近年来,我们看到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和实践框架,包括可持续发展、弹性、边界、生态都市主义、开放循环的生态设计等。

  在区域或城市尺度上,各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战略、项目,也正在被提出和讨论,其中一些已经实施。飓风桑迪肆虐之后,纽约市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即城市是否应斥资几十亿美元来建造一道风暴潮屏障,来抵抗未来的超级风暴。而在中国,已有100多个城市,将“生态城市”或“低碳城市”正式纳入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规划中,以减弱或避免城市化带来的不良生态影响。

  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其本质,是棘手难解的(wicked)。这不仅是因为可持续发展问题自身可有多种表述,以及解决方案与效果不确定,更为糟糕的是,无论解决方案看上去多么新颖、具有独创性或极有希望,对公众而言,没有机会通过不断摸索去学习它到底是否可行、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每个解决方案一经实施都会留下永久和不可逆的痕迹,并常会引发涟漪效应,波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这些影响既不可逆转也不能停止。

  以纽约市关于建设风暴潮屏障的争论为例,人们无法预估这一重大举措的整个变化后果,也不会同意任何关于未来飓风对当地的影响,是否会和2012年桑迪飓风相似的结论。纽约市当然也不会简单因“每次尝试都应具有价值”而花数十亿美元建造屏障,只是为了看看飓风再次袭击时,这个屏障是否有效;或下一次类似桑迪的飓风来袭后,再根据情况对屏障做出一些必要调整,或修正不尽人意的方面。这正是这类问题的棘手难解之处。

  可以补足上述这类问题的应对方式的一个策略是,从不同的视角和时间尺度,包括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寻求更深层面的生态智慧的启迪,并结合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相关原则与策略,将其应用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规划、设计以及管理的实践中。

  这里的生态智慧是指关于生态学知识范畴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在如都江堰水利工程、斯塔滕岛或纽约中央公园,这些经过实证的成功生态项目背后的理念、原理、策略,乃至一些推动创新与永续发展的方法中;与此同时,它包括特定个人或团队的特定实例;也包括生态研究、规划、设计、管理中恒古经典的知识。

  它不像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提出的“生态智慧”(ecosophy),ecosophy是把古希腊语“ecos”(家庭的场所)与“sophia”(理论智慧)相结合,作为“生态智慧”或“场所智慧”的同义词,用来代表某一个人的“生态和谐或生态平衡的哲学”。在生态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的语境下的生态智慧理念,既隐含着理论智慧和亚里斯多德提倡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也包含了个体和群体的知识。因此,生态智慧从本质上讲,是道德的、有启发性的,也是实用的。这不仅因为它通过景观与城市规划、生态设计与生态工程的社会生态实践,体现真正永久造福于后世的特点,还因它能激发和鼓励人们去领悟“在特定环境中,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生态智慧的获得和应用,需要一个类似社会学习的生命周期,正如美国学者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倡导的实践智慧。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寻求和学习一些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如李冰和伊恩•麦克哈格,他们以激情和兢兢业业的精神,通过将生态智慧的思想、原则以及策略应用到实践中,最终在生态研究、规划、设计、管理的领域中达到了真正永久、造福后世的最高境界。因此,对于渴望生态智慧并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公众而言,“向后看”的过程是一个启蒙的过程。

  那么,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鼓励新的发现,并建立生态智慧的新视野呢?为了推动更深入的讨论,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些在景观和城市规划实践中,对生态智慧学习与应用时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应是结合对相近甚至相斥理念与理论,进行认真并富于批判性的学习,包括各种生态学思想、深层生态学、环境(生态)伦理学,以及近期提及的生态文明概念。


1.生态智慧作为一种知识范畴

  

  历史悠久和实例化的生态理念、原则、策略和方法,构成了世界范围内那些真正永久造福后世的生态项目和活动的知识基础。那么,哪些内容应包含在生态智慧的知识范畴中?什么是生态智慧的知识领域应包含的内容?对于面临城市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当代景观和城市规划的实践者,研究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生态智慧包含了以实证为基础的隐性或显性的知识,它是历经世代从各类哲学、文化等学科背景中发源与演进而来。理想情况下,生态智慧的获得和应用是跨代的、跨文化的、跨哲学的、跨学科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实施获取生态智慧的过程和方法。

  但是,这要在什么样的总体框架下,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将概念完全转化为生态智慧理论的目标,让来自景观和城市规划的国际团体的学者和实践者,打破他们自身的学科、文化和哲学的藩篱,积极参与到获得和应用生态智慧的事业中,达到融合而集大成的美妙水准?


2.生态智慧作为可操作和可实践的知识

  

  面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严酷挑战的现状,如何让生态智慧的理念、原理、策略、方法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并能有效、高效地渗透到当代景观和城市规划的实践中?其中的障碍可能在于,生态智慧的语境依赖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独特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作为知识范畴的一种独特形式,生态智慧包括个体或团体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而这通常需要依赖于具体的人物、时间、场所等语境。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是总会有一个或多个最为重要的特性,使得特定问题和相关解决方法从本质上就与众不同。

  那么,问题是:是否有办法寻求一种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在任何确定的环境下,帮助指导能够使得生态智慧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在世界范围的城市和区域中,否存在已经付诸实施的、切实有效的生态智慧实例,这些实例将为生态智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线索。


3.生态智慧作为一项准则

  

  当代或正在显现的,诸如可持续发展科学、弹性科学、生态都市主义、生态城市等生态智慧有关的理念、原则、策略与方法,这些理论框架和实践框架到底有多好呢?从李冰和麦克哈格的角度看,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和框架?对有些将要或已经实施的城市可持续倡议和项目,比如纽约风暴潮屏障、长江三峡大坝,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生态城市建设,他们又会怎么评判呢?

  诚然,李冰和麦克哈格两位(尤其是李冰)很难想象,当今世界面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以及有关城市可持续性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但在他们的思考中,生态智慧或许令他们得以理解其中的核心问题,奉行做真正永久造福后世的信念,并在实践中提出与他们的信念一致的明智建议。


4.生态智慧作为成就可持续发展的秘诀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像李冰和麦克哈格这些个体,是如何兼得生态智慧和实践智慧的?他们如何提出绝妙的理念,以及创新又具操作性的原理、策略和方法,最终创造出真正经世致用的生态项目?

  试想2270多年前的都江堰,没有现代科学、高科技、新材料(钢筋、混凝土、火药等),更没有计算机或网络,在如此情形下,李冰是如何准确并巧妙地实现“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对于个人、团体、区域乃至全世界,面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时,需要什么;或者,至少有能力避免或减少对后世造成永久性的坏事。

  获得和应用生态智慧的社会学习过程,是建设生态智慧共同体的必要过程。为了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回顾既往历史来获得启迪。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专注的学者和实践者,打破他们自身的学科、文化和哲学的藩篱,让他们积极并真实地参与到集体学习中,分享经整合的、高层次的对生态智慧的深度理解。

  为了构建这个跨学科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国际《景观和城市规划》杂志承诺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资源的提供者。作为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国际《景观和城市规划》杂志与诸多机构合作,并于2014年10月在中国四川都江堰举办了题为“生态智慧:景观与城市规划中真正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论坛。论坛的目标有两个方面:(1)促进生态智慧的获得和在当代景观和城市规划实践中应用的学术研究;(2)增进生态智慧的国际合作。论坛集中征求了这篇社论中提及要点的建议与论文集。

  对所有在景观和城市规划实践中的我们而言,获得和应用生态智慧的社会学习过程将是启发性的和令人振奋的。李冰、麦克哈格乃至生态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领域中的其他学者和实践者,已经通过激情、决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将生态智慧的理念、原则、策略,付诸真正永久造福后世的实践,使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有意无意地,为我们树立了道德上和专业上的高标准,这也鞭策我们要为真正永久造福后世的事业付诸行动并坚持不懈。

  作者按:谨以此文纪念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习期间《人类生态学》基础考试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美国景观规划大师伊恩•L.麦克哈格教授  (Professor Ian L. McHarg) 。

(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Doing real and permanent good i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ecological wisdom of urban  sustainability》,为国际期刊《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第121卷(2014年1月)的社论。略有删减,图片为编译者添加,初译/蒋晓娟,译者感谢参与校译的华东师范大学王锋副教授、重庆大学颜文涛教授、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杨波副教授。)

(作者为本校教授、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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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 本网编辑|李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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