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陈子善:文学史不是要“重写”而是要“另写”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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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善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一直活跃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沿:从早期参与《鲁迅全集》的注释,到后来发掘、整理、研究一批现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包括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时有新见,颇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他十数年来汲汲于发掘文学上的失踪者,让不少遗珠重新进入读者视野:从傅雷、柯灵、施蛰存、姚克、南星、李影心等,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陈子善近来在关注着本报重写文学史的报道,也不断思考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近日他在上海家中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谈及自己对文学史的认识和看法。

  文学史不能一条腿走路

文化广场:你一直在研究现当代文学,华东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用的是什么教材?

  陈子善:据我所知,华东师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本科学生目前所使用的教材,现代文学史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当代文学史是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是1976年初留校任教的,1979年以后,我校本科生所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是1979 —198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唐弢主编,第一、二卷署名唐弢主编。第三卷署名唐弢 严家炎主编,因为唐先生年纪大了,由严先生全面负责这一卷的统一修改,唐先生最后审定。后来可能在实际教学中发现三卷本篇幅太大,又于1984年出版了经过修改的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简编本我们也使用过一段时间。《三十年》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初版本时,重写文学史尚未提出,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提出了。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两位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如果我没有记错,进入90年代后,我们就使用《三十年》作为本科生教材了。我们觉得《三十年》不但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而且也比较适合教学。

文化广场:很想了解你们学校如何讲现代文学史?

  陈子善: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有的文学史教学,都必须遵循文学作品第一位,文学史教材只能是第二位而且永远只能是第二位这个原则。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一直十分强调解读作品。他认为只读文学史教材就好比只有一条腿走路。由作品组成的文学史本身是鲜活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教材只能提供线索和结论。对学生而言,一定要根据教材所提示的线索自己去阅读原着,而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结论。

  研究文学史,就是在认真研读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作品的成败得失。如果你不去阅读原着,而只背诵文学史教材上的某些结论,那就是本末倒置。也许年轻人背功都很好,但学习文学史不是把教材背出来应付完考试就万事大吉了。譬如问学生闻一多的代表作是那部?答:诗集《死水》。没错,对的。但到底《死水》这部诗集具体内容怎么样,艺术特色又是什么?他未必答得清楚。因此,首先要阅读作品。我们编选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钱谷融先生领衔主编,我也参与其事。这样,我校目前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两门课:一门是文学史课(现在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一门是作品选课。我们不能仅仅是一条腿走路。

  不以写进文学史为目标

  文化广场:你对文学史的研究是从发掘史料入手,又特别注重史料的发掘,一直致力于打捞和发掘工作,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陈子善:这就涉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当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确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对原来文学史研究的陈旧框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重写文学史。在我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对已经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特别是一些经典,重新加以审视和讨论。当年对《子夜》重新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当然重新讨论有时也会走过头,你批评某一种倾向可能自己又形成另一种新的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对一部作品本来就应该从不同的视角来展开讨论,以前只允许一种视角,现在有两种三种四种,甚至更多的视角,总比一种好吧?虽然各有各的局限和问题,但这是正常的。

  第二,是把以前在文学史上被忽略的、没有人关注甚至被遗忘的文学作品重新发掘出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现代文学史上许许多多有特色有价值的作品,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有的被遗忘,还有的被故意抹杀。比如张爱玲从1952年去海外后到1980年代初被遗忘,文学界都不知道这个人了,所以她的作品在上海《收获》杂志上重新刊登以后,大家以为又一个文学新秀冒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把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第二方面。从郁达夫开始,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台静农、叶公超、叶灵凤、常风,一直到张爱玲,这些作家以前的文学史都不讲、少讲或加以批判的,我努力发掘整理他们的作品和相关资料,自以为为文学史拾了遗补了阙。当然,重新发掘作家作品,发掘出来不一定就如何如何重要,作品如何如何优秀,也许有很大价值,也许有一点价值,不一定非要写进文学史。有些作家也许进不了文学史,但他的某些作品有重新研究的价值。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也这样吗?有些作家进不了文学史,但他的一篇两篇散文,一首两首诗词大家记住了,但写文学史的时候未必一定会提到他。现代文学史同样的道理,我把它们发掘出来,可能会部分改写文学史,也可能只对某一阶段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生态的研究有所帮助,都很好嘛!只要我感兴趣的我都会做,但别人做了,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不一定做了。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很多研究者都在做这个工作。

  现在我参与策划的海豚书馆?红色系列丛书,就已经推出了宋春舫、梅光迪、熊式一、刘廷芳、徐祖正、熊佛西、徐蔚南、向培良、陈子展、储安平、范烟桥、陈慎言、袁牧之、毕树棠、李影心、南星、沈圣时、姚克、纪果庵、朱英诞等人的作品,包括了小说、散文、剧本、评论等。这些作家,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或者发掘出作家的另一面:譬如黄裳,以前只知道他是大散文家,但他早年与黄宗江合作写过话剧剧本《南国梦》;譬如王莹和艾霞,以前只知道她们是电影明星,但她们实际上还从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好作品;再譬如周炼霞,以前只知道她是画家,也写旧体诗词,如果文学史讲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可能就会提到她,因为她是女诗人,相对更难得一点。但她还用白话写过一些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有特色,如果讲整部现代文学史可能她进不去,如果讲1940年代上海文学史,她可能就进去了。

  文学史不必排排坐

 文化广场:有人说,文学史的写法可以百花齐放,你认为呢?

  陈子善:文学史的写作不必单一,可以多种多样,也必须多种多样、百花齐放才好。抗战胜利以后,蓝海(田仲济)先生就写了一部《中国抗战文艺史》,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只写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史,也很好,前段时间还在台湾重印了。

  后来又有人写《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这是按某个时段划分。还有按地域划分,如《浙江现代文学史》,有人认为不合 适,我却认为也可尝试。更多的是按文体划分的,譬如《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现代戏剧史》。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按文体划分的,他主要研究小说,不考虑新诗和散文。当然不能说中国现代散文和新诗一点成就都没有,只是他的个人兴趣不在这里。范伯群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就写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所以,完全可以有体现作者个人学术兴趣的不同的文学史,如果研究者愿意尝试写部《中国文革文学史》也完全可以。

文化广场:看来,文学史写作可以不拘于一体。

  陈子善:文学史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表达,这样才能比较和竞争。当然也要具备某些条件。比如曹聚仁有一部《文坛五十年》,这其实是一部文学史,他以自己个人的经历为线索来写。他本来就是文学史的参与者,他用参与者的身份来写文学史,这就非常特别,跟后来的研究者的写法就不一样。

我以为文学史着作不仅应该包括审美趣味,还应该包括史学趣味。受过史学训练的来写文学史也许写得很特别。而且,写文学史不是学院派的专利。没有人规定文学史着作一定要成为大学教材。如果有位文学爱好者有兴趣写本文学史,说不定会受到大家好评呢!所以视野要放开。

  当代文学史上,《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先生写过一部《一个人的文学史》,跟传统的文学史写法又很有些距离,他是就他处理过的那些小说文稿来写,这些文稿的作者在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他在处理过程中有很多有趣的发现,这也是文学史啊。此外,文学史不一定要全,为什么非要全呢?有的作家我不喜欢、不欣赏,我就可以不写。我对文学史上另外一些作家有体会、有感受,我就专门写他们,如果我觉得他们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的话。没必要像幼儿园一样,大家排排坐一起吃果子。

  应放回到当时历史语境

文化广场:看来对理想文学史的评价也没有一定之规。

  陈子善:理想的文学史不是我主观上认为应该有就会有,至少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也许今后会有一部相对比较理想的现代文学史。事实上,文学史不可能十全十美。哪怕世界文学名着,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有的大作家也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呢,纳博科夫不就批评托尔斯泰吗?要求一部文学史是理想的,大家都公认的,不太可能。几百年来的文学名着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一部研究文学名着的文学史着作怎么可能十全十美呢?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没有不同的意见才是不正常的。

  文化广场:我采访李陀时,他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不同看法,他觉得这本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很多东西在翻译时有删节,看到的书和原书差别很大。

  陈子善:我看到了他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评。李陀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也是我的朋友,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谈冷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国内也出版了两部,一部是1955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另一部是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都做过大学教材,比夏志清的小说史出版时间稍早,但差不多属于同一时期。平心而论,还是夏志清的文学史高明得多。丁、刘两位的文学史,还不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他们两位本来具备较好的写作文学史的条件,丁易还是位作家,1940年代比较有名的作家,可惜同样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两部文学史的问题很大。所以,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如果说夏志清的小说史存在问题,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不足更是明显的,严重的。直到今天,还是夏志清的小说史有启发性,给我们的启发更大更持久。我觉得我们对夏志清的小说史应该宽容一些,对自己的反思和检讨应该多一些。

  不需重写而是另写

 文化广场:重写文学史最大的难题在哪里?

  陈子善:重写文学史有它重大的历史意义。但现在来讲,我倒是赞成施蛰存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文学史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着作一直在重写也即另写的过程中,这是个常态。今天再提重写文学史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大家早已经形成了共识。假定一个研究者以前写过文学史,他对自己的着作不满意,要重新梳理这段文学史,这就是重写。陈思和以前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现在修订了,这就是重写。但是别人写不能叫重写。有追求的研究者写文学史肯定要写出别人没有写出的看法。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文学史着作不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而是要完成一个课题或有关方面布置的任务,很多人现在是为写文学史而写文学史,这是最大的难题。

  有的高校规定本校教师一定要写文学史,一定要使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文学史教材,也就是要重写文学史,这未必合适。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如果真正有写文学史的冲动,又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深厚的积累,当然可以写文学史着作。现在的问题是文学史不是太多了,而是好的文学史太少了。你以为读者水平都那么低吗?真正好的文学史着作读者自然会欣赏,会认同,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写出来?阅读原文


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杨青 编辑|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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