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唐小兵:文化出版展现近代上海多元文化面相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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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刊出版业,从空间上来说,使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重镇,从时间上来说,达到了民国上海的出版巅峰。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北京的新书出版业,但到了20年代中后期,这些新文化出版社纷纷南下上海,与当时北平文化人士南下构成知识文化史上引人瞩目的空间大转移。上海开埠形成的商业性的文化出版业与这一波新文化潮流,共同铸造了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试图发展出独立的舆论空间

  在出版繁荣的背后,活跃着一大批职业出版家、印刷工人、新闻编辑和记者、书店老板、报贩、撰稿的文人群体等,这些具有不同的学缘、地缘、政治背景和职业兴趣的个体,以不同的途径进入上海报刊出版业,以此谋取生活资料,逼近职业理想,宣传意识形态,构建交往网络,形成竞争性和依存性的复杂关系,最终推促了上海报刊出版业的发达。这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在事实上建构了一个知识人寄身其间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既是文化意义上的“知识空间”,也是政治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它面对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挤压,试图发展出一种独立的舆论空间。

  简单而言,晚清的公共空间更多的是士绅公共空间,当时的地方自治论述与士绅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是无法剥离的,公共舆论对政治参与的呼吁,其实并非在呼唤一种基于身份平等和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普遍的政治实践,而是强调士绅等乡村和城市精英对于政治公共生活的深度参与。随着士绅阶层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解体,公共空间发生明显的空间位移,从基于乡村生活的传统空间,向基于城市生活的现代空间位移变迁,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逐渐取代乡村,成为中国公共空间的生发地。在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里,晚清在地方社会伸张的绅权,到了民初的城市里其活动空间大受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更是从根本上消灭了士绅阶层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士绅阶层影响和规划政治的图景很难再现,都市知识分子更多地扮演“文化人”的角色,而非其先辈(士绅)所扮演的“政治人”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一种表征。但是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并不甘于自居一隅,而是试图重返中心。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便是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重返中心的大舞台。这种重返的努力,更多的是以建构公共空间、发展公共舆论为基础的。这种公共空间,主要是以报刊出版业为主体的文化空间,其标志就是集中了上海大部分报馆、出版社与书店等文化机构的福州路某段(俗称棋盘街)。当时的一家小报《铁报》生动地描绘了承载中国新闻出版文化之大端的棋盘街盛况:“望平街为海上之报市,报馆林立,报人麋集。而大小各报暨期刊的发行,又必在望平街,习惯成自然,非此不行矣。东方既白,晨光熹微,其他街市,犹沉寂如死;望平街头,已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全上海之报贩,争先恐后,咸来取报。自福州路至九江路一段,两旁街沿积报如山。人头攒动,约历两小时,始报尽人散,回复常态。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如此。”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报纸,除了《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外,还有不计其数、忽生忽灭的小报。小报虽然鱼龙混杂,整体品质不是太高,但却以其发出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拓展了上海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小报的空前繁荣,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卖文为生的文人群体,而这个群体经过淘洗,也会为大报提供优质的稿源。曾先后主编《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份刊物的林语堂认为小报繁荣正说明了大报的公信力的衰落:“中国人称之为‘蚊报’的,大多数是三天出一期,满足公众对小道消息和幕后新闻的巨大需要。小报的涌现,完全是因为大报枯燥难读、腐化堕落的缘故。这些大报通常有这样的习性:每天生产出来的文字长达十几万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却没有一星半点儿。真正的重大政治进步,从中也绝无可能了解到。”

  报刊出版业的“公共空间”

  近代上海报刊出版业内部存在竞争性的关系,而对外则承受来自当局的政治压力,它们积极互动,形成了一个贯穿上海大报的“公共空间”。早在清末时期,上海报馆同仁就有互动的交往空间,即所谓的“息楼”。到了民国时期,望平街的报馆、书店剧增,这种报馆内部自发性的“息楼”便拓展成更具有公共性的报人交往空间。据徐铸成回忆,“上海各大报有一个同业组织——报业公会,每两周举行一次‘星五聚餐’,联欢联欢。乘便交换一些有关发行、广告价目以及对新闻检查的态度等问题。”

  上海出版业同样有类似的“公共空间”,著译者与出版业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同盟关系。据陆费逵统计,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40余家,资本900多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5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世界书局70万元,大东书局30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上海书业(包括出版家、印刷家)共有100多家。而根据朱联保的回忆,当时的上海出版商与著作者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如鲁迅与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等,茅盾、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郭沫若、郁达夫与泰东图书局、现代书局等,陈独秀、胡适之与亚东图书馆,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与开明书店等,舒新城、田汉与中华书局,周瘦鹃与大东书局,冯雪峰与水沫书店,赵家璧、郑伯奇与良友图书公司,老舍与晨光出版公司,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唐弢与上海出版公司等。从这一长串人名与出版社的名录,可见当时的上海出版业之兼容并包,左中右各派作家、学者都与上海的文化空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研究者根据各类史料推断出上海出版业:“直接从业人员约18042人。如果计算依靠出版从业人员的工作而生活的家庭人口以及相关产业人口,则30年代上海出版业为都市吸纳、消化的人数在8万人以上。如果以全上海19311936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人口平均数3490790人计算,出版业吸纳、消化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2.3%。”由此可见,上海文化出版业在经济生活史上也是意义重大,绝非仅仅是一个脱离大众社会的少数精英群体,这跟当时北平的文化精英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迥然有异。

  租界客观上向文化出版业提供庇护

  上海报刊出版业的繁荣,还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就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在客观上向文化出版业提供的庇护。租界本来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却以殖民的方式提供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可能,尤其是为形形色色的左翼文人提供安身之所。其现代理念和制度,对于华界在事实上也发挥了一种典范性的作用。《上海闲话》的一则笔记曾指出:“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因在租界)之外,尤得有一大助力,即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查本埠外报,以字林泰晤士为最大,继之者为《大陆报》、《汇报》等,皆英文也。此外复有法文报、德文报、日文报,皆各国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沪上华报所得消息,其始既无本报专电,即路透电亦仅代表外人为喉舌,而各外报则均受各该本国政治上之委任,即各方面之消息,亦较灵通,故十数年前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且一经登载,声明由外报译录,即有错误,本报可不负责。”一些华人创办的报纸让外国人来做发行人或者主笔,就可以享受与外商报纸一样的治外法权。而当时在沪的外文报刊构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并与中文报刊互相渗透,共同搭建了一种带有国际性、东亚性的报刊网络。

  王敏对晚清上海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的研究发现,上海租界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对报纸等出版物的管理采取的是欧美国家实行的追惩制。在这种制度之下,出版物可以自由出版,行政机关不审查原稿而审查出版物,如发现出版物有违法内容,采取法律手段制裁。上海的报纸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因此,租界对报纸等出版物的管理也是英国式的,报纸不需要接受印前检查,可以自由、自主地出版、发行。当然,出版、发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报纸的言论绝对自由,上海也有报纸被追究或惩罚,主要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有关道德风化;二、造谣诽谤;三、煽动叛乱。

  民国上海的文化出版业创造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奇迹,它充分展现了近代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多元面相,既有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出版文化,也有反叛的左翼文化;既有基于地方性、区域性的都市文化和江南文化,也有基于东亚和全球文化网络的跨文化交流。在这个繁复的文化空间里,传统中国的地方精英以新的方式介入文化生产,科举停废后新式学堂培养的文人群体也活跃在上海这座新型的文化舞台上。历史以悖论的方式呈现其复杂性,比如租界既是殖民性的体现,却也同时是文化多元和新闻自由的保障,因此,理清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性格上的两歧性甚至多歧性,才是理解这座文化大都市的金钥匙。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4417  版次: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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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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