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唐小兵: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

作者:     信息来源: 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 201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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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5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篇题名为《新的!旧的!》的文章,谈及民初中国人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新旧不调和的矛盾世界之中,这种生活的特征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成为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李大钊看来“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
在李大钊传神的笔触之中,民初中国成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亚洲共和国: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叮叮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在李大钊看来,造成这种触目惊心的矛盾生活现象的根源是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而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现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说到底,这就是中国社会在晚清之后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太过急迫,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转身速度远远赶不上外部世界要求的速度,也赶不上那些先知先觉者期待的强度。但性情敦厚宽和的李大钊,并未因此而主张一种极端主义的除旧布新,他期待的是《新青年》所试图影响的新式知识人,在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能够开辟出新的道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
在当时《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看来,李大钊鼓励新青年创造新世界固然不错,但打破矛盾生活却必须征服旧世界和旧人物,他不能同意李大钊牵引旧人物咸与维新的包容态度。在钱玄同的认知世界里,“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里,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新旧之争成了势不两立,难以两美,必须你死我活。
这种新旧生活杂糅的世界,梁启超谓之过渡时代,而在五四新文化人物汪叔潜看来,就是“新旧交哄时代”,这样的时代新旧之间界限模糊,且新旧之间常常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让人真假难辨,比如明明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汪叔潜将当时新旧之争的参与者概括为三派,一派是伪装为新派的旧派,被他命名为“伪降派”,骨子里其实并未认同新文明和新道德,只是迫于时势和利益之考量,而违心假装屈从。一派是根本不知何谓新的盲从者,其实也是没有信仰而随波逐流的跟风者,这种人其实对新世界的建立并无实质意义;另外一种就是既提倡维新,又调护守旧的折中派,这一派对于造成不新不旧之舆论界最为有力。汪叔潜认为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来说,新旧之间泾渭分明,新就是外来的西洋文化、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旧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两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新旧之间的关系势必就成了“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其实回溯清末民初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新旧的价值观念也是随着时空变迁而变化的,新旧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界限,新旧位置可以互换,其内涵亦可以相互渗透,只是对于意识形态竞争来说,新旧之争被赋予了古今中西之辨的内涵,也就被演绎成何者具有存续正当性的生死问题,同时新旧之争又牵连着话语权的争夺与利益的计算,就更趋复杂化。一个署名为“敢生”的作者在清末的《觉民》杂志发表《新旧篇》,认为新旧之争是一个伪命题,他对维新者与守旧者各打五十大板。他的言论值得今人省察:“某不解夫今之诸青年,何爱新之甚也!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夫理岂能新,发明而已;学岂能新,进步而已;国岂能新,强之而已;民岂能新,智之而已。”
同时,作者也在文章的末尾指出:“某甚不解夫诸先进,何好旧之深也!曰述而不作,曰率由旧章,斯诸先进之口头禅也;曰创新说,曰更旧制,斯诸先进所深恶而痛绝者也。彼其心以为惟古人已行之法,得谓之法,古人已明之理,得谓之理;更旧制则背古法也,创新说则反古理也。是以淤塞而不知通,腐败而不知革,视古人如神明,视变更若蛇蝎。”作者倡导的是追求公理,不分新旧的多元态度。如此看来,清末知识界对于新旧之争的态度似乎比民国更开明,这或许与民初知识界面对民国宪政的繁扰、民生的凋敝、文化领域的庞杂造成的内心世界的挫败感有关,回头想想,这些知识人大都自以为是在追寻西方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价值,可是当我们翻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新旧之争中批驳杜亚泉、吴宓等试图推陈出新者的“接续主义”(而非断裂主义)时火药味极浓的文字,又哪里能够找到一点自由主义本应包含的多元主义意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3328 版次:B06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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