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 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

作者:     信息来源: 《北京晨报》     发布时间: 201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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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热,是中国社会正涌动的思潮。
  众所周知,在现代化之路上,我们历史上有段时间曾长期奉西方价值为圭臬,甚至提出全盘接受的主张,然而百余年实践,我们始终难以突破水土不服的困境。
  从理论上看,有两点依然模糊:首先,文化是否应承担错过现代化的责任?它是不是因为找不到解决方案,而匆忙设置的替罪羊?其次,文化是否可以再造?它是自发秩序,还是人工的产物?我们会不会滑入理性虚妄中?
  文化确实是动态的,但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只是九牛一毛,在这个基础上去推动、改造、嫁接它,必然要付出代价,回首过去百年,中国走得确实太快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因断裂而碎片化,已很难用逻辑有机地串联起来,这为儒学回归提供了空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思潮的碰撞已不再是谁压倒谁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携手发展的关系,在今天,唯有兼容并包,才能与复杂的现实相匹配。
新春刚过,华东师范大学推出《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展示出强烈的儒学复归姿态,为此,《北京晨报》特编发朱杰人先生这篇推介文字,供读者参考。原文较长,此为编辑删节版,特此说明。
 
  从儒家视野出发
  儒家的基本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不同于西方主流价值,即以所谓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目前,颇有一派学者试图从儒家传统中引申出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来,然而,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儒家的地位,更不能解释数千年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关键在于如何重新阐释儒家的基本价值?如何理解这些基本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性?儒家能否从自身提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新普世价值?
  本书是中国儒学界首次集中地以儒家视野探讨“普世价值”,通过历史和义理的探讨,推进了“普世价值”与儒家传统的对话与共融。
  儒家的回归
  “儒学”与“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学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几千年,虽历经坎坷,但始终没有被割断。但儒家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五四”以后,儒家渐次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薄薄一册,篇幅不大,但意义却不啻是当代儒家一个横空出世的宣言。它宣示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儒家的回归。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吸纳、分析与批判之上。
  伪造的价值
  书中集中讨论的是“普世”与“价值”的问题。当代儒家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揭示了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
  所谓“普世性”,最早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抽象出自由、民主而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诉求,进而被描述为具有普世性。由于冷战的前车之鉴,以及西方强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世人对所谓普世性,要么认为理所当然,要么心怀不满却不敢反对。于是,一个伪造的价值真的被普世化了。
  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强权国家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可很少人认真思考过,这种所谓的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没有人想过,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
  价值有其历史性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群年轻人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与批评。他们明确指出,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抽象的。他们指出:“价值是有历史性的。”(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他们还指出,所谓普世,其实都具有一定地域性。
  这些当代儒家们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与本质,他们指出:“必须破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其实,现代民主制度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要等而下之,只是代议制而已,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度完全是经济思维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一种商人逻辑的产物。因此,现代西方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公司。”(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
  寻找自己的普世价值
  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即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这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近现代以来,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讨论、争论乃至被批判、抹黑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在西方赢得一片赞美与仰慕,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直接受惠于中国科举制度。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再战败,儒学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跳出错误的语境
  “五四”以来的儒家遗老们,乃至港台“新儒家”们,一直在抗争,却始终无法走出“弱者”与“理亏”的梦魇。尽管据理力争,却总让人感到有点气短。读了本书,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讨论,大家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所以代表西方的一方当然可以居高临下,而代表“不普世”的另一方即便手握真理,也有理讲不清。
  我以为,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在儒家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着他走。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并跳出了这个陷阱。
  找到我们的话语方式
  年轻的当代儒家们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陈明)
  当然,当代儒家的道路还很漫长。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
  是的,我们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其实,先人早已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话语系统。这套系统经宋明理学的整合、再创造,已经很严密而系统,它也许无法(其实也无需)和西方的话语系统相对接,但足以应对讨论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理论、学术、社会问题。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了而已。以前,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甚至鹦鹉学舌,可你学得再像,也不会被西方的傲慢所接受。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呢?
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此其时也!
陈辉/整理
《北京晨报》 日期:2013224 版次:A24 作者:朱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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