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侯定凯:外媒视野下后大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走向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3-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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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为标志,中国大学已进入快速转型的轨道。而国际媒体对中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兴趣渐浓,可以看做近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注脚。

■侯定凯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2012~2013)显示,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中国大陆已占据两席。随着中国政府推出的国际化战略和将国内生产总值4%的经费用于教育,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将随之扩大。在2012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澳大利亚的第一大“知识合作伙伴”。在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方面,由法国和德国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最受雇主欢迎的大学毕业生排名》(2012)名单中,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次在世界高校前100位中占据了4席。
在院校治理改革方面,政府正试图减少中央集权的色彩,增加高校的决策自主权,为此加大了对学校领导人的培训工作。从2012年底开始的未来5年,教育部将派遣1000名中西部高校的校长、副校长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接受领导力培训,以期提高这些院校领导者的办学治校能力。密歇根大学一位中国校长培训项目负责人认为,这样的培训计划体现了政府对大学自治持有更加开明的态度。
有外国记者注意到,中国大学校园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也在悄然推进。当2011年夏天复旦大学的学生因无法忍受夏天炎热而要求校方安装空调时,有几百名复旦学生通过人人网请求学校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并引发了社会媒体的关注,最终学校同意了学生的要求。如今大学生的校园维权举动不一而足:学校糟糕的食堂伙食、上网速度缓慢、沉闷的课堂教学甚至性别平等和环保问题等,都成了学生网络投诉的内容。在外国记者看来,类似的行动主义(activism)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司空见惯,但在学生事务统一管制为主的中国校园,其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年轻人不仅关注社会问题、国家利益,也关注切身利益;他们正学习利用各种渠道参与学校管理,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行动,为未来公民社会建设作准备。
国外媒体关注到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另一项进步是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国已是仅次于美、英、法之后的第四大留学目的地。教育部提出,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将扩大到50万。传统上,来华留学学生主要为语言学生和来自发展中国家攻读学位的学生。如今留学中国的学生其范围和数量必将不断扩大。为此,教育部门和各高校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海外高校在华开设分校;改善留学生住宿条件;开设全英语教授的课程;吸引国外高校的访问学者;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
但国外学者也注意到,局部指标的改善并不能掩盖中国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质量低下的问题。首先,中国的高校虽然正在不断加大对科研活动的投资力度,但科研成果的质量依然较低,科研道德水准和论文、项目的同行评议的有效性令人担忧。人们担心由于教师把更多精力用于有较高经济回报的咨询服务、发表、专利等活动,而忽视教学工作。大学科研的重点不在前沿创新,而只是对外国技术和产品进行消化或再开发。
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企业发现越来越难以招聘到足够的技术熟练工人。2011年,中国650万大学毕业生未就业率达到23%。教育与人才市场关系的失调还表现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职业收入超过了大学毕业生;随着大批学生选择社会学科专业,而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类学科学生增长相对滞后。
如果说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更多与强调死记硬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教学与实践脱节等因素有关;那么科研质量问题更多是学术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诚如哈佛大学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教授分析的,中国大学要真正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还必须建立更加强大的学术同行评议文化。以政党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评价制度,正在被量化的绩效评估所取代,但成果发表数量并不代表学术卓越。现在的职称评定主要依赖本系或本校的评选程序,导致学者将更多精力用于改善和身边同事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参与到更加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中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ristina González)结合在武汉大学任教的体会,以自己所在的加州大学为例,提出了中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议。她认为,20世纪加州大学取得成功,是一系列优越条件耦合的结果: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具有独立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民主精神。现在尚不能确定中国环境是否允许强有力大学领导的诞生,但没有强大的领导,便难以成就真正杰出的大学。教师除了需要享有学术自由,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和掌控力也至关重要,特别要鼓励青年学者担任重要的学术职务。
有学者观察到,一些中国政府官员有一种“追赶心态”,希望中国快速与西方并肩,但有时过犹不及;如今在很多方面,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比过去更甚了。在大学和政治的关系上,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约翰·道格拉斯(J.A. Douglass)教授进一步从中国大学的社会角色角度提出质问: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反映它赖以存在的本土文化和政治规范,还是应该成为社会领袖和前卫思想的辩论之所?这一问题虽然可能被暂时掩盖起来,但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围绕大学的政治议题终将浮出水面。
在提升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质量问题上,国外媒体特别注意到了2012年世界银行提交中国国务院的《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创新的高收入社会》的咨询报告。该报告指出,为了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大学必须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为了提高科研质量,中国应该鼓励大学在国内外建立研究和开发的网络;通过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跨境分校,在现有制度内注入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治理标准,同时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方式。这份报告还提到,中国需要改变过去重点发展特定科研项目的做法,转而创建能产出创新成果的院校;而建立全球化科研网络,则有助于提升国内科研力量、改变国外同行对中国研发项目的传统看法。
虽然本文只聚焦了2012年部分国外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但依然呈现了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在整体实现大众化的同时,中国大学在学术发展和竞争力指标、院校管理民主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也遭遇了教育和科研质量低下、学术自治制度不健全的困境。中国大学需要在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更加开放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自身制度的成功转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科学报》 日期:2013117 版次:08 作者:侯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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