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袁筱一:《悲惨世界》中的雨果 他的声调温柔,字语动人……

作者:     信息来源: 《新京报》     发布时间: 2013-03-26
字体大小:A A A
    可能没有一部小说像《悲惨世界》一样受到影视的青睐:从1907年,第一次电影改编,还是默片的《街垒上》开始,《悲惨世界》已经有了不下三十个电影版本。我们可以不动脑筋地推论:伟大作家终究是伟大作家,他不需要借助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来推销自己,而是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他的作品来言说。
因此,袁筱一用这样一种方式阅读雨果:通过《悲惨世界》去阅读雨果,在雨果虚构的故事里,体察这位伟大作家的悲悯、理想与爱。历史会终结,生命永不止息,而善与恶的博弈,也是永不止息,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简单梦想:择善固执。
 
浪漫:在某一时刻,我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
我对《悲惨世界》的印象,是不知道在多少年前,读的什么版本里,那个拿着巨大的扫帚(或者是拖把?),瞪着一双大眼睛的珂赛特。她是如此“悲惨”,在寄养人家被人呼来喝去,挨冻受饿,还因为经常挨打挨骂而瑟瑟缩缩。小女孩不漂亮,冉阿让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体瘦面黄,她已快满八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
珂赛特这个人物很是神奇,属于小说的神奇:前一秒钟,她还是可怜的灰姑娘;然而后一秒钟,冉阿让已然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这位看上去并不富有的老人竟然一掷千金,先是买了她连觊觎之心都不敢生的漂亮娃娃,接着又买了她的劳作时间,最后,当然就带着她走出了地狱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最要命的是,在某一个时刻,在卢森堡公园里,在年轻男子马吕斯眼前,曾经的灰姑娘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雅致、挺秀、脱俗,强烈香气,任何一个读者读了这样的词语,大概都会不自禁地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美丽的侧影,而这侧影,又让我们不自禁地要和封面插画里,眼睛里盛满了悲愁的小姑娘两相对比。我相信——第一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在某一个时刻,我大约的确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故事来读的。也是在这个时刻,我理解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含义。
人性:虚构背后的正义梦想
雨果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悲惨世界》里固然包含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而且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但它更是冉阿让的,那个在小说一开始就偷了米里哀主教银器的苦役犯。是米里哀主教的宽容将冉阿让彻底从恶的一边拉了过来,进入善的世界。后来的冉阿让是市长先生,也是将珂赛特从悲苦中带入天堂的“圣父”。他不再愤懑地仇恨社会,而是一方面追着赶着承认自己是遭到缉捕的苦役犯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又为身边的每一个穷人——或者我们在狭义的范围内所理解的敌人(例如沙威)提供帮助。
雨果要写一部关于穷人的小说:有冉阿让、芳汀、小珂赛特,穷大学生马吕斯,还有已经做了主教的米里哀;当然穷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穷人中也有罪恶的德纳第夫妇,还有介乎于善与恶之间的爱潘妮等等……除了马吕斯的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是唯一的资产阶级(而且没什么财产)之外,《悲惨世界》里都是穷人,是十九世纪巴黎和外省的底层或者接近底层的民众。相对于小说所容纳的历史厚度来说,《悲惨世界》里的人物并不复杂,但这不妨碍它能够从贫穷这件魔术师袍子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这些彼此呼应的故事里,有雨果要论述的正义、历史、爱情和在雨果看来最最重要的人性。
再次想到,并且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竟然又一次亲近了这幅尽管悲苦——那是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工业、政治革命后多少都经历过的悲苦——,却不乏理想化的画卷。这个冉阿让从“恶”(一个苦役犯,一个小偷,一个连小孩子四十个苏都要抢的“恶人”)中猛然顿悟,从此一心向善的故事。或许每一个熟悉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读者应该都热爱过这样的传奇故事,相信这是小说才能够虚构出来的传奇。再次阅读,仍然会为在这种虚构背后所牵涉到的理想和激情唏嘘不已。
可不是吗,我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一切:没有显现为荒诞怪物的历史,充满理想与爱的人,有好的收场的善良的人们。
历史: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
历史在雨果的笔下是有逻辑的,而在雨果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他们的责任正在于揭示这份逻辑,从而使得历史的逻辑更趋向于合理,更能够符合“人”的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问题上,雨果与巴尔扎克或是欧仁·苏所不同的只是,出于浪漫主义的偏好,雨果喜欢“大事件”。几乎所有雨果的小说里都有历史的大事件,那是除了爱情之外,能够给雨果带来激情的东西。
《悲惨世界》也不例外,小说里有滑铁卢战役,还有1832年的巴黎暴动——我们称之为革命的东西。在每一卷的开始,历史都像是巨幅画卷一般慢慢展开,然后才有这卷的主线人物出场,才有和人物真正息息相关的情节。尤其有趣的是,倘若将《悲惨世界》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单独抽离出来,几乎可以集结成一部历史著作,而且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叙述他的故事,他还时不时地充当历史的批评家。
谁能怀疑马吕斯在对待共和的态度上就是雨果本人呢?他评论道,“共和国的伟大在于使交还给民众的民权获得最高的地位,帝国的伟大在于使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获得最高的地位,他看见从革命中出现了人民的伟大面貌,从帝国中出现了法兰西的伟大面貌”。——熟悉雨果的人都知道,雨果或许正是在《悲惨世界》的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是一个共和党人,因为,他抵御不了“人民”这个词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崇高”或者“伟大”这一类浪漫主义者憧憬的字眼。
历史会终结一些事情,包括帝国的伟大。但是,历史在自身终结之前,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于是,小说家就将重心放在了“人”上,这也是小说家区别于史学家的地方。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雨果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也都让人难以忘记:《巴黎圣母院》里的埃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甚至是追捕了冉阿让一生的警探沙威。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记录历史,雨果笔下的人物记录理想。雨果关于人的理想,关于“人性”的理想很单纯,那就是与“恶”相对的“善”。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冉阿让摒弃恶,坚持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的主线。
当然,雨果所要呈现的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对立。因为倘若说《悲惨世界》将在天父感召之下的“善”作为小说的开始和结局,小说更感兴趣的却是对“恶”的存在的追问:“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
甚至早在“作者序”中,雨果已经非常明确地将矛头直指“社会的罪恶”——而且“社会的罪恶”经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这是《悲惨世界》在十九世纪的伟大发现——:“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爱:在天真中重温关于人性的梦想
唯一拯救这一切的是爱吧。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神圣之爱,冉阿让对珂赛特无条件的父爱(宗教之爱在人间的具体化表现?),或是珂赛特与马吕斯之间的纯洁爱情;再或是流放的作者对于动荡中的祖国的乡愁式的爱情。在雨果眼里,善的血肉躯体就是爱。这个命题是多么简单,简单到足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复杂。
因为,爱的所有形式在二十世纪的小说里似乎都已经被瓦解了。上帝与他的“人民”之间、亲人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爱,从语言学家到小说家,他们都说,那只是人臆造出来的一个词,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词语。我们的处境有点像行进到小说第五卷的沙威,关于善与恶的认知在他因了无私之爱被救起的时候被击得粉碎,除了混乱,还是混乱。
只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男子依然可能潦倒,女子依然可能沦为娼妓,儿童依然可能羸弱,而天真地为我们提供爱的方案,将沙威的社会准则一举击碎的雨果,却——没有了。沙威在自己对于善恶的标准彻底坍塌的时候,绝望地投入河水。我们呢?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梦想。最经典的音乐剧版本中,佩姬唱道:曾有一度人们是良善的,那时他们的声调温柔,字语动人……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她唱的是雨果。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兼法语系主任。法语文学翻译家。
《新京报》 日期:201339 版次:C03 作者:袁筱一

浏览次数: 46

更多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