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杨国强:制度背后应有神圣性

作者:     信息来源: 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 201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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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有此种种,而后可以言信仰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是上面讲礼治,下面讲礼俗,礼治和礼俗能够大体上维持人间的秩序,是因为礼的背后有一个天或天道。西方则重心在法治,用制度或契约来管理人、治理人,法或法治的背后有一个上帝。对于生活在礼和法之中的人来说,天道和上帝都是一种神圣性。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商人来华,曾多次比较中西,而称赞中国商人守信用,以为西方用契约约定而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中国人用口头承诺都会做到。就此而言,礼治规范下的人品未必逊于法治。而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里脱出了传统的礼治礼俗,连同脱出了礼背后的天,并在同一个过程里接受了西方的法治观念,以及西方用法律和制度来治理社会的榜样。但我们移来了以西方为范式的法律、制度、契约,却无法移来这些东西背后那个上帝。所以,移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同时带来它们在西方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开始一直到现在,已有过多部宪法,而且各个时代执政的政府还都曾立过法律、法规和制度。从纸面上看,这些宪法、法律、法规和制度都言之成理而且周密通贯。但在精神上,则它们与执行法律、法规、制度的人和被法律、法规、制度所管治的人都始终间隔重重而离得很远。就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而言,其中大半都不能成为自内而生的规范和约束。直到今天,身在法律、制度之下,而对法律、制度熟视无睹并伸展随意而出入自如,仍然是这个社会里官与民共有的常态。由这种常态概括出来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说的都不是没有法,而是法与人之间的疏离。而疏离的普遍存在和长久存在,反照的是法律和制度进入不了人的内心,所以法律和制度管束不了人的行为。比之两千多年里的礼治和礼俗能够转化为日行起居中的规矩,进入不了人的内心和管束不了人的行为,缺的显然都是神圣性。因此,在不断立法和修法之后,近日又有以“法律的信仰”与“群众的企盼”相对举为更上一层之说,而同“信仰”相表里,并使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的东西其实正是神圣性。
与法律和制度相比,神圣性所提供的是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有此种种,而后可以言信仰。两千年礼俗社会之后,中国人与古时的天道观念已经越来越远。然而,由曾经的天道融入历史文化而衍生出来的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则依然一脉不绝地留存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和生活之中,并以其所评判而区分出来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形成一世共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20世纪60年代,我们敬仰雷锋、焦裕禄;今天,我们仍然敬仰雷锋、焦裕禄。他们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又以自己的自处处人,典范地显示了中国人所熟悉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襟怀。所以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好人。在这种敬仰和被敬仰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而其不为岁月磨洗的长久绵延之中则不会没有神圣性。
有则记载说,中共八大期间,李先念因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而致书中央自述“心情极端沉重”;胡耀邦因被列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而致书中央自述心里“无限痛苦”。使他们“极端沉重”和“无限痛苦”的,是用“资格”和“贡献”作尺度以自比比人,都觉得自己不配,并因深度惶恐而“没有脸面”见人。这种因升迁而产生的“沉重”和“痛苦”出自内心,非常具体地说明,他们心中有着一种比升迁更至上的东西,一种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的东西。所以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沉重”和“痛苦”里都可以读出中国人所熟悉的神圣性。除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其中应当还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留给中国人的德性。
马克斯·韦伯说,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过程是理性化和祛魅的过程,是世俗化的过程。论其本义,理性的核心是利害之辨以及由此派生的趋利避害的取向。然而见之于当代中国的这些人物和事实说明,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和社会性的存在,人之为人其实不仅仅只有理性和不仅仅只要理性。而当代的西方人与上帝虽已日去日远,但就西方的法治观念能够源远流长,以及与这种法治观念相对应的个体西方人在法律和制度之下的井然有序而言,则其间被共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正是由上帝所提供的神圣性一路演变而来的。因此,由始末说因果,其源远流长和井然有序里都内含着超越了理性的信仰,从而其源远流长和井然有序都说明了祛魅所能达到的程度和祛魅在实际上的有限性。
若由德国人韦伯说到与之大体同属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梁启超,则中西之间的不同又在于被韦伯称作“魅”的东西,与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称之为“公共信条”而倾力鼓吹、倾力呼唤的东西其实是一脉相通的。但以梁启超所说的“欲将彼之信条移植于我以自淑,岂知信条之为物内发于心而非可以假之于外,为万千人所共同构现,而绝非一二人所咄嗟造成”来比对他理想中的法律和制度,显见得他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问题仍然是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今日好说顶层设计、制度设计,但以一百年来中国人曾经不断设计反复设计的历史事实作反衬,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来说,单单设计其实是不够用的。法律和制度不仅仅是条文而且是规则;不仅仅是外来的管束,而且是自我的管束。因此,比设计更切入更困难的,是“万千人所共同构现”的“内发于心”,是文字之理能够化为一世共认的天经地义。两者都不能“假之于外”而“移植于我”,两者的实现都不能不反求诸己,不能不借助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以及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文化。
(作者为华东师大教授)
 
《南方周末》 日期:2013125 作者: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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