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李明洁:网络传言是更新换代的语言民俗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4-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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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公众性的民间性社会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语言民俗”。在发达的网络时代,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民俗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谣言和传言作为最古老的语言民俗是否仍旧存在?通过当下的语言民俗,我们如何观察语言与文化、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这些问题,从事网络流行语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李明洁赴香港中文大学,与都市传言研究专家Joseph Bosco副教授展开对话。

网络传言是当下最新版的语言民俗   

问: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中,为什么还会有谣言和传言这类古老的“语言民俗”?

Joseph Bosco谣言和传言是古老的,我并不认为它们是落后的交流方式。如果我们感到紧张,不知道听到的消息是不是确切的时候,传言就会比较多。比如,打仗的时候,最明显的现象就是谣言特别多,因为政府不能公开地让老百姓知道所有的真相,大家知道政府在控制消息,这就会引发很多谣言。还有就是如果消息不确切,或者人们怀疑消息的确切性的时候。比如说肯尼迪被谋杀事件,大部分专家觉得其中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要保护肯尼迪家族,没有采访很多人,调查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怀疑。再比如,前两年在香港流传的大陆人在海洋公园绑架香港小孩子的谣言,很多传谣者不相信警方的报道,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媒体控制比较严重的地方,更容易发生此类事件。在美国,虽然可能不是政府直接在控制,但是也有一些集团或者是政治家的影响力比较大,很多人也不完全相信媒体发布的那些消息。所以今天还是会存在很多的传言和谣言。

李明洁:法国人让-诺埃尔·卡普费雷(Jean-Noel Kapferer)写过一本书,叫做《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传言和谣言是古已有之的社会语言应用现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科学和通讯也越来越先进。但是,谣言和传言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似乎更多更显著了。如您所说,有两个原因让它们存在下来:一个是人们的焦虑和紧张不是消失,而是增多了。第二就是社会的重大转型和时代变革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从而促使传言猛增。

Joseph Bosco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不仅没有消灭传言,反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原初的传言都是口头的,如今大量的都市传言则是通过手机、电脑来传播,变成书面的了。这种“固化形式(solidified form)”与口头传播相比,又快又方便又有据可查。如果还是在口耳相传的时代,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那太慢了。因为有互联网,如果哪一天空气不好,大家立即就会在网上很方便地传播紧张和恐慌的情绪。当然,互联网要分两部分:一个是与关系网中的人分享,影响不是那么大,二是如果直接挂在网上,公开分享,可以看到的人就会特别多。

李明洁:可见,社会变革和公众焦虑是谣言和传言存在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不论哪个年代,不论媒介的状态如何,它们都会盛行。举个古老的典型例子,中国《诗经》里的《国风》,就是老百姓在西周到春秋的社会巨变期里“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之作。网络传言大多也是不平则鸣,它们来自民间,自发创作并传播,是语言民俗在网络时代更新换代的产物。从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在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的中国,网络传言甚至颇有些“网络国风”的性质了。形象一点说来,网络传言就是最新升级版的语言民俗,它们产生的心理动因和时代背景都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只是传播它们的载体变了,而且速度更快,功能更强大,影响更广泛,因此,更需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网络传言是社会记忆的组织系统   

问:有人说,网络传言都是“扯闲篇”。两位怎么看待网络传言的性质和功能呢?  

Joseph Bosco传言和谣言都具有故事的特点。正是故事在叙事、象征和结构上的要素,构成了它的传播力和权威性。传言和一般小说里的故事并没有特别的差异,主要是一种模式的转化,传播的是听说的事情而已,但一般会比较简单,只要附和一些社会舆论和心理需求就够了。每一种文化或者每一个时代,人们担忧和害怕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讲到某一群人、某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焦点问题,就会引起共鸣。像大家关注的“喂人民服雾”和有关薄熙来的网络段子,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言,因为传言的特点是你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大面积的雾霾一定是真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了的污染。恐怕这类网络段子更接近于笑话或者讽刺。这特别在媒体控制比较严格的地方会普遍一些,我记得在苏联、捷克就有很多。

李明洁:如果我们采取宽泛一些的定义,狭义的“传言、谣言、政治笑话、流言”是否可以纳入到广义的传言名下来解析呢?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评价,甚至直接就是公众的一种抗议。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现在社会上哪一类传言(广义的)比较多,那大众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那里。我们就几个典型的网络流行语做过一些访谈,发现流行语的传播,本质上是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流行语义中存在着共通的信念和欲望,通过社会模仿而扩散并逐渐制度化,公共舆论和普遍意志因此实现;经由时间的检验,民间意志就争夺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部分话语权和价值观。

Joseph Bosco这是肯定的,这类语言形式的社会传播在功能上有相似性。不过,谣言传达的主要是社会情绪;政治笑话是一种公众评价,因为它们议论的对象都是真实的,比如薄熙来的段子。政治笑话全世界都有,在美国也有,但是可能在媒体不公开的环境里会特别多,因为只有这种委婉的方式才能够表达你的政治想法,才可以提及一些微妙的问题。人们不满、不高兴,但是没有一种更好的应对方式。如果是负面新闻,很可能就会被屏蔽掉。如果想要传下去,就要用滑稽的方式。

李明洁:也就是说,广义的传言这类语言民俗无疑是社会生活的记录系统,只不过与新闻强调“客观事实”相比,语言民俗更倾向于记录“主观事实”,即关于现实的公众想象和集体欲望。它们不一定是“客观”的经历或者经验,却一定是被大众用叙事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主观”意志。因此,语言民俗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记录系统,更是社会观念的组织系统了。因为它们就是大众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解、认识和确信”,从而具有建构性,完成了民本立场的社会记忆的书写。        

从“民俗识别”、“常识扭转”到“符号分析”

问:传言研究中,常见的方法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教授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但是也有一种怀疑认为,这只是比普通人的观察更仔细些而已,并不会更科学和更深刻。二位怎样评价这样的说法?

李明洁:这个追问引导我们思考,民俗学和人类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究竟是在哪些意义上超越了普通人的常识。对语言民俗的研究和其他民俗研究一样,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某个民俗的认定。民俗的承继者由于不会自觉地启动“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自己所在社群的社会行为,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学者的“民俗识别”工作,通过对该民俗的观察、描写、耙梳,尤其是研讨该民俗与传统延续、文化归属和社区身份的关系,从而完成一种命名行为,甚至可以“助产”一种民俗。很多民俗都经历过从民俗(Folk)到流行(Popular)到正史(Orthodox)的过程,没有“民俗识别”这第一步,即使某个民俗再流行,也难以进入正统。前面提到的“国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Joseph Bosco在“民俗识别”的基础上,我觉得人类学家的分析会对常识产生“扭转”的作用,尽管老百姓不见得会同意。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讲香港中文大学的鬼故事。学生内心有矛盾,一方面他们对异性有兴趣;但是另一方面,家长不支持,要他们专心读书。这种矛盾就会衍生鬼故事,跟聊斋的故事很像。比如一个故事说,因为要考试,女生不愿意和男生见面,见面就是有性的关系;她要强调读书的时候我们(好学生)不见面,不找男朋友。所以她用绳子系着篮子吊下去一只碗,用这么复杂的方式给他男朋友送汤喝。喝汤在香港是有文化含义的。学生们自己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他们看不出来故事后面的意义。很多细节不可能是巧合,一定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在里面。一般人没有分析出来,也没有去想是为什么。比如这个传言里面的“汤”,代表家庭、好妈妈(香港很多著名的餐厅都叫“汤馆”)。人类学家要找那些别人觉得是巧合而你觉得有特别意味的细节,把它们连接起来,慢慢累积,读者就会觉得“哦,那也许有道理”。

李明洁:也就是说,民俗学和人类学家要做的工作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创建联系。除了观察、深描以达至识别之外,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发掘与本土文化的深刻关联,从而“扭转常识”。其实,这也是由民俗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民俗本质上是一种传承性质的行为,但是有生命力的民俗都是对这种传承行为依据当下需要的创造性发挥,而这种发挥必须紧扣该民俗的精神内核,这个内核的挖掘无疑需要对常识进行透视、萃取甚至扭转。

Joseph Bosco是的,民俗学和人类学在象征的分析上有很强的优势,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传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可以和婚礼仪式中的符号分析一样来研究,我们会问为什么有鸡,有猪,为什么丢扇子,都需要分析这些符号的意义。另外,我觉得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贡献还在于,我们也试图去发现谁在讲这些故事,准确地说,就是这个故事在什么样的人群中间传播。所以我们强调“参与式观察”,要比较深入地了解那个环境,尤其是那个文化。如果鬼故事我们不知道是大学生之间讲的,就说这是香港的故事,那你就没办法分析了。

李明洁:您的这项研究充分说明,人类学与语言学在民俗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以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为代表的交际民族志学派的社会语言学者,侧重于使用人类学的观念来描述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语言运用所带来的限制特征。言语活动是一种有自身范式的社会组织,包含语言系统的规定和社会文化的规约。一切社会事实都必须以语言为表征,至少必须依凭叙事行为才可能呈现,因此,凡是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公众性的社会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语言民俗”。通过语言民俗,语言与文化、社会及其个人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俗文化也只有通过大众的话语实践才能被体验、传承、创造和再创造。

[本访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ZD012)和201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作为实践性体裁的网络流行语研究》(2013BYY005)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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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文字|解放日报记者 俞陶然 编辑|董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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