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李明洁:网络流行语:渴望、消解与转机

作者: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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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殊的媒体和意识形态情势下,网络流行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景观。从2005年至今,呈现出具有功能差异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2005年作为开端,这一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开始过亿。20052007年是孕育阶段,而从20072011年,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成为民意和舆情的主要来源,甚至呈现为民间表述和主流媒体相对应的格局。

  透过网络流行语,社会生态和民间情绪得到了怎样的表述?近两年网络流行语的娱乐倾向是否已经冲击了秩序和伦理的底线,预示着的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笔者就这些方面与资深时事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进行了对话。

  体制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化

  李明洁:网络流行语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同时发现,两种媒体,主流媒体和民间媒体,完全是不重合的。如果把后者叫做民间表述,把前者叫做主流表述的话,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怎样看待这样一种两种话语的并存局面呢?

  梁文道:首先,光从表面看,两块最大的分别就是主流媒体里面常用的一些词语,都是一些对于事实的命名或描述,尽量回避一些价值判断。比方说,即便有一些涉及危机的东西,也倾向于避免把它表述为危机,比如它就叫“食品安全”,不会叫“食品安全危机”。但民间的表述这方面,则几乎全跟一些价值相关,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民间自发的创造,而是对主流或官方话语的借用。譬如像“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反正信了”、“很黄很暴力”、“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很稳定”……这些几乎全是官方语言,民间直接取用,然后在取用的过程里面改变了它的意涵跟价值意义。

  我自己做媒体,我们常常是夹在中间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我们并不是那么直接地参与所谓的民间表述的创造,我们往往是在报道和习用民间表述,因为做媒体节目我们要有市场有观众,就要用他们的语言。但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现实是,哪怕是凤凰卫视,也是受到体制的制约和监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体制语言,夹在中间。

李明洁:也就是说,您觉得体制语言和民间语言之间还没有对接,很多民间表述都成了流行语,在网上搜索量都超过一年千万次,但说体制语言的人没有考虑到民间表述所涉及的感情和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中国民间的流行文化,会形成一种以模仿为基础的话语行为方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之为“地方性的知识”(local knowledge)。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可能就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也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常识和对当下中国的一种观念。您认为流行语经过大众的模仿,会不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常识?

  梁文道:我觉得是会的,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有两套常识。一般来讲常识,应该是一个我们生活在本地的某种行为规则,它背后有一些知识上的储备来支撑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常识,体制有体制的常识,这两套常识是有割裂的。我们报纸上所讲的东西,学校教的东西是一种常识,但民间运作是另一套,就比方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学生看到有人跌倒要帮他,但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说看到有人跌倒千万别过去帮忙,有人会怎么样,如彭宇案。我们是断裂的两套常识同时在运作,那么当然会消解掉学校教的或体制讲的那一套常识的权威,因为那是一套不能用的常识。当你的常识失去效用,不能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常识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状况比较像这个,那也跟流行语或许有某种对应关系。

李明洁: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它在流行语里面反复被公众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

梁文道:是,而流行语里的价值观是一再被割裂,跟这个体制里面所强调的互不相干。体制的那一套表述,或者它背后的价值观,似乎有一个自己运作的逻辑。它像一部汽车,不用去回应路面的状况,就自顾自地开。它考虑的是自己里面的那个机械的东西,那种机制。它甚至在这几年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了。

李明洁: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其实这种撕裂还体现在民众信息来源的差异上。那是不是由于体制话语真的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呢?或者能不能说反倒是民间表述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梁文道:起码民间语言有这个欲望。当然,任何一套语言系统都不可能百分百地映照现实,但是它起码有种很充沛的能量,想要表述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体制那套呢,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现实应该如此。体制的表述,更多的是讲它认为现实应该怎样,整体上不太在乎民间表述。

民间语文的狂欢

李明洁:如果我们不以搜索数据化的方法来看流行语现象,它还可以是一个非常娱乐化的民间活动。我做了一个观察,2007年到2011年,流行语呈井喷状态,且清晰呈现了三个主题。一个就是抗议公权腐败,比方说“跨省追捕”、“钓鱼执法”、“强拆”、“被自杀”、“反正我信了”、“爱国贼”。第二个主题就是对道德滑坡的批判,比如说“山寨”、“地沟油”、“唐骏学历门”、“小悦悦”、“郭美美”、“开房找我”。第三种就是对民生艰辛的慨叹,这个比较多,像“屌丝”、“蜗居”、“拼爹”、“我爸是李刚”、“二代”、“伤不起”、“忐忑”、“hold不住”、“神马都是浮云”等等。流行语尽管很多,而且表述方法各异,但是都很清晰地归纳到三个主题里面去了。

因此20072011年的民间表述,有社会价值凸显的一面,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反讽的意义,讽喻、监督的功能都有所发挥。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流行语是反讽的、批评的,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民众的感受,又是比较正面的。您如何看待这样非正面的民间的现实批评的方式,它的性质,它的功能?

梁文道:民间表述有个引导的作用。假如说这几亿微博用户能够呈现出今天社会的某种状态的话,流行语则是把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到某个面向上面,像一个导管,或者一个透镜,正在对焦。假如把看微博的过程看成是像哪个镜头要拍摄今天的中国社会,流行语就是在对一个一个焦点,然后聚焦引导往一个方向。那些方向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是直接透过一个事件,但更多时候是透过事件呈现出大家对现实的一种感知。比如说“我爸是李刚”,它谈的其实远远不止是李刚的儿子那件事,而带有某种社会的感受在里面。

李明洁:这几年,民间语文狂欢的性质有一点变化。2010年的中国舆情分析报告里面提到,就是在2010年左右出现“词媒体”现象,就是我们透过一个词来看一个现象,所以词就变成一个媒体。所以我们只要讲“被自杀”,我就知道你谈什么;我讲“地沟油”,你也可以知道是讲什么。但是这两年呢,特别是2012年到2013年,词媒体的现象减弱了。笑话、段子,还有顺口溜等恶搞作品越来越明显,形式多样化了,有点像是一种私人的时评,还有是创作行为艺术,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仿拟。语言手段各异,艺术手段也各异。在这里比较典型有两种,一个就是“私人时评”,一个是“众人戏说”。您如何看待这种私人时评的流传和这样戏说的盛行呢?

梁文道:我觉得并不是说“词媒体”真的消失掉,其实段子一直都有,只是现在越来越多了。每一个微博上的用户,每一个网民,都有一种创作欲,那个创作欲是针对一个现象,要发表一个意见,就像时评。我要想办法把它说成好玩的段子,传播才会广。因为流行词语还是用一个人家做过的东西来说话,你的传播不会很广的。如果你能很有趣、很个性地、很刺激地创作一个崭新的东西,你的满足感会更大,那这种发表欲会更强。

  娱乐的力量

  李明洁:那这里面有没有娱乐化的危险呢?

  梁文道:它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因为你在抢眼球嘛!娱乐化呢,其实对体制语言来讲,或者对于体制的状态,不一定不危险,甚至可以是更危险。回顾2008年的流行词,当时有很多是直接用了某些官方说法,像“反正我是信了”,讽刺是直接的。到了现在,比如说直接编写段子来讽刺,大家都是越来越娱乐。在我看来,它的过度娱乐也会带来另一种力量。

  李明洁:当下网上涉及官员、名人的八卦新闻、黄色段子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梁文道:有位很有名的做启蒙运动史的学者,叫罗伯特·达恩顿,他有一本书谈大革命前期法国人在读什么书。原来他们读的是一些黄色书刊跟小报,而主题呢,全部谈的是教会、贵族、宫廷里面的淫乱,等等。这些东西是非常娱乐化的,非常搞笑的。这种娱乐化彻底瓦解掉了法国大革命前原来掌权阶级的道德基础。这些主要的掌权阶级有几块:教会、贵族、王室。他们三者的道德基础就被瓦解掉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当后来有人说要推法国皇帝上断头台,大家不会那么不舍得,会觉得这人无非跟你我一样都是个人嘛。

  李明洁:比方说,你看“校长开房”这个事情被搞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女性,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被搞怪,所以我有一点担忧:娱乐化会不会冲破底线,我们再也没有严肃的底线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笑谈、笑话或者谈资。

  这两年民间表述的情况出现了抖小机灵、自我麻痹的倾向,还有一种就是娱乐太深,就是他想去抓眼球,就拼命地娱乐。这是在精神文化生活层面上的担心,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大的担心:这两年的媒体变成这样,和前面20072011年间的情形,有它逻辑的自洽性。就是这样一个很汹涌的民意,主流媒体没有严肃直面,没有解决甚至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动车事件,到底死多少人,到底怎样赔偿,没有很正面的回应。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民众的娱乐化了,那既然没有严肃地处理,那我们就搞怪,就来玩这个事件。

梁文道:这种娱乐化,像你讲,“校长开房找我”,这个原来叶海燕他们是有比较严肃的考虑的,但是后来被娱乐掉了。我发现,凡是涉及性,都容易被娱乐化。常常有一种感觉很让我不舒服,就是我们的网络里面浮泛着某种男性的霸权。比如说夏俊峰案,大家会觉得是大是大非,牵涉人的生命,那不能拿来开玩笑。那为什么女孩被强奸,你们觉得可以拿来开玩笑呢?这就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把这种伤害看成一个很大的伤害,于是可以消费人家的伤害。在网络的玩笑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尊卑,对女性的暴力是很鲜明的。这反映一种国民性。第二,就是这种过度的娱乐化,会带来一个土壤,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没办法建立任何一种象征秩序了。象征秩序的建立需要我们对价值观有某些肯定。

过度娱乐与道德真空

  李明洁:这是否表明,全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和认同?

  梁文道:但它不会再具备了,因为一切都被娱乐掉,消解掉。我常常开玩笑讲,今天的中国像一个没有权威的国家,包括道德权威、学术权威、信仰权威,什么都没有。那整个象征秩序就瓦解掉了。

  李明洁:今天我们坐的南京路这个位置,有几座大楼顶上民国时期据说是竖过4个大牌子的,就是“礼义廉耻”。那相当于就是个秩序,就是不管你是官员也好,宗教人士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要讲礼义廉耻。那是基本秩序。但现在好像我们,至少在网络这个状态里面看不到这个秩序。

  梁文道:对官方来讲,消失掉了象征秩序会致使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民间来讲,也会出现另一个疑问,因为你如果想改变这个社会,也必须因为你要相信一个东西,才会有行动的能量的。

  李明洁:你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变革的动力?

  梁文道: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对很多事情不满,或许我们会期待改变,但是不太寄以希望,因为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太管用。

  李明洁:为什么我说这两年有一个变化,就是在20072011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这种动力和需要,但这两年就没有了,它的正面价值好像被娱乐消解掉了。大家努力过,没有成功,就懈怠了。

  不论是从官方来讲,还是普通平民或知识分子,我们都看到一种迷失的状态。就是一方面是强压,一方面是恶搞。民意的表达,看上去很顽强,但是又非常扭曲。

  梁文道:是的。我觉得这种语言表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可以拿来笑,什么都可以拿来玩,但它会产生另一种后果,就是由于道德秩序真空掉了,没有了,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就只是实利的交换问题而已,就是权力和利益。那你对社会有什么不满,就拿来笑,笑完了就可以了。我比较担心这个情况。

  李明洁:只要有GDP就可以,没有最低的道德操守,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您的表述里面其实也有矛盾和对立,一方面你觉得这种娱乐化可能会导致对于权威的消解,另一方面,您又担心政府随同底层一起放弃底线,这个民族可能会走向虚空化、虚无化,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或者道德虚无主义。

  梁文道:所以我们就要比较一下,要比较法国的状态有什么,它还有样东西。它一方面是对现存的秩序感觉非常虚幻,觉得他们都很可笑,但另一方面,因为启蒙时代之后,他们兴起了一套新的观念,有了新的信仰。比如说,权力应该来自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天赋人权。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什么新观念,我们有的就是娱乐,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会消解掉权威,但是有没有另一套东西出来,至少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作者: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琳、蔡彦如对此文亦有贡献)

《南风窗》2013年第22期(2013.10.23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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