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王家范: 丽娃河畔与“历史”结缘

作者:     信息来源: 新闻网     发布时间: 2018-05-18
字体大小:A A A


编者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家范先生的新著《明清江南史从稿》最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系“作者治明清江南史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书末附录《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一万五千余字。经授权,澎湃新闻节选该文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文史哲》引发了我最早的向往,学历史是自主做出的选择。1957年秋季,经过几个月昏天黑地的备考,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华东师大文史楼。从正式入门受业那年算起,我在丽娃河畔已经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时间不算太短。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史教授阵营在师大历史系又属最强。但必须坦白地说,开始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那位老教授并不出色。他是副系主任,兼管全系总务后勤,领导全系卫生大扫除很出色(那时的卫生大扫除,师大在上海高校中高居榜首),讲课却枯燥乏味,不能勾起我们的兴趣。我在图书馆里读古代笔记小说排遣无聊,“三言两拍”之类翻了个遍,还偷读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看的闲书实在不少。

  其实我们的命运本可以好得多。进校才一个月,吕思勉先生就去世了,“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还有一些先生册上有名,却从未在师大上课。例如苏州人王佩铮,东南名士,诗文、图书目录、书画名物考证俱长,我见过他1958年出版的《〈盐铁论〉札记》,书序表白自己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却又说此书写于姑苏“陋室”。再如施畸先生,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庄子》。我毕业后作为古代史助教,与研究生一起听过他讲《庄子》,云里雾里,他的女婿朱维铮也在座做笔记。施先生耗毕生心血写成的《庄子训诂》,不知如今物归何处?李平心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有关他的好些掌故传得很神,但他从不给学生上课。“十论生产力”辩论得最火热的阶段,在文史楼西面的学生食堂(现今已拆除),先生突然来校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话中,时不时会轻抚头顶,似乎头疼得厉害。事后听学长说,他很早曾经用斧头自杀过一次,落下后遗症。我始终不信,以为是以讹传讹,觉得太夸张了。那次先生非常激动,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说薛暮桥支持他。报告的内容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得懂,只是觉得生产力自身也有发展动力,观点十分新颖。是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若生产力没有内因,像一块无生命的僵硬石头,生产关系怎么能“决定”出个名堂来呢?以后先生再也没有来师大上过课或做过报告,直到1966年6月含冤离世。

  魏晋风度、才气横溢的苏渊雷,是我们一年级“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只上了两堂课。先生踏进大教室,坐在前排的同学(我坐第一排)立即闻到一股酒香。只见他脸庞微红,大概来前刚品过半盏屠苏。教学计划书上是《史记·项羽本纪》,先生横扫一眼新来诸生,迅即转身板书,无有底稿,写满一黑板。先生的书法,即使是寥寥几个字,现已千金万金难买。可以想象满黑板的粉笔字,是何等漂亮。这次板书特别洒脱和狂放,风格更异于以往。默写的是清代诗人王昙“祭西楚霸王”的七律长诗(原诗题名较长,共三首,略),由“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开头,记得中间有“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写完,他又醉意犹存地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是旧时的那种朗读法,身子微微摆动,有长拖音,全教室鸦雀无声。没多久,先生被补课当上“右派”,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精彩的讲课。

  郭圣铭老师教世界中世纪史,预先发下自撰讲义,没有丝毫洋味,反觉得有中国优美的散文风采。讲义字斟句酌,语词洗练,融有《史》《汉》笔法,看得出用尽心血。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到了一字难易的程度,课堂上一直是在朗读自己的讲义,极少有穿插解释。这样子,倒使我们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他的文字杰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本这样语言本土化、古典化的《世界中世纪史》,绝不为过。犹记得第一堂课,先生例外脱稿,先说开场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大家都被镇住了。五十年后再相会,同学们都说,教材上的许多内容可能淡忘了,这句话却不会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历史定义,多少年过去,接触了不知多少种“历史定义”,我依然相信先生的感悟最具中国韵味,如诗如画,给人无穷遐想。比起一些主观独断的中外教条,不说哲理高深,内涵也不知要生动丰富多少倍。到80年代,英国人卡尔说“历史是今天与昨天之间从不间断的答问,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也同样感动过我。他们的睿思,都有点像孔夫子立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郭先生上课之前,陈祖源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一段世界古代史,时间不长。他的苏州口音道地,十分软糯,每每以“所以因此这样样说”来表示历史上的因果关系。陈老师为人和善,有调皮的同学模仿“所以因此这样样说”,他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从学长那里得知陈老师曾留学法国(1929—1832年,巴黎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写过好几本书,再见到他倍增崇敬,尽管他讲课并不算精彩。后来我从一段材料上又得悉,陈老师原来曾是我母校昆山省中的第一任老校长(1946—1948年),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要他在校内追查有中共地下党嫌疑的学生,严词拒绝,愤然挂印离去。此事现在已载入昆山省中的校史里,成为永久的纪念。在这里顺便补记有关陈老师的一些轶事:我当助教后,很少听到陈老师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发言。有一次,好像是向学校领导提意见,他脱口而出,称“学校当局”,待大家笑开,他的发言也戛然而止,不再讲下去。1966年8月4日,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华东师大近百名老教师被红卫兵押到“共青操场”主席台上集体下跪,接受“批斗”;“批斗”之后,还被红卫兵押着“游街”,个别甚至被戴上高帽、胸挂黑牌,时称“八四红色风暴”。陈老师一向为人低调,不显眼,又很久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因此历史系红卫兵漏把他列入名单。想不到陈老师竟从人群里跑出来,主动走向台上,跟着跪在最后面。可能是觉得老同事一齐遭了殃,他怎么能“特殊”?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老师拉到台下,让他赶快回家去。陈老师也因此幸运地免遭继后随队“游街”的羞辱。

  第二学期,配合大跃进,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蔑视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我在二班,小组会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说是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我已经记不起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插了几句,话不多,但确有冷嘲兼带挖苦的味道,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批判,目的是帮助我“进步”。其实那时我们都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表决心的都认郭是进步的史学家,而陈是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以超过他更容易。我是受《文史哲》的影响,有大教授提起陈肃然起敬,说他的考证功夫非常了得,一年级的大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怎么可能?幸好有这次教训,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求四年里一路平安。沾了有“白专”倾向的光,写批判老师的文章不会找上门。那时年级里共有两篇批自己老师的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不管怎么说,今日看来,多少有点像“历史污点”。捎带说个有点搞笑的故事:班上最激进的要数部队连级文书出身的支部书记,批判我的时候话说得最重,认定我就是不求政治上进步。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大约到了80年代中期,他在一个地方教育学院教书,评职称需要借重本系的杂志发表文章,并希望我帮助润色文字。有一次,他在办公室见到系教师支部书记,非常严肃地劈头就批评:“你们怎么搞的,不把他发展入党,人家早已经是大专家了!”书记被问晕了,只好说:“他还没有打过申请报告。”这位仁兄还是不依不饶:“这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到家!”书记脸色开始有点难看了。不好,别莫名其妙地成了“冤大头”,我急忙插进去圆场:“不是的,是我自觉离入党标准差距有点大,路程比较长,但已经有信心慢慢地加速进步!”

  2005年夏天,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在上海现场录像,有好多场,主持人都是曾子墨。待到我的一场开拍,她匆匆翻过我的“简历”,站到台前,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即兴提问,且问得又有些没头没脑,弄得我好尴尬。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当初选择教中国古代史,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显然,她还年轻,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场景不了解。我回答得很直率:“我读大学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留校是领导定的,进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也是领导安排的。如果要问我个人意向,我在大学里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领导却把我放到了中国古代史,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话音刚落,下面听讲的同学笑成一片。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丽娃河


  说大学四年里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一点不假。但追索形成的原因,后来才逐渐想清楚,实是由几种因素巧合而成。

  不像有些世家子弟在家里读过《史》《汉》《通鉴》一类的原始史料,我是从读《文史哲》的“论文”引发兴趣的,对由历史引出的“问题”和“意见”比较敏感,有一种探讨如何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好奇心。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热火的时候,华东师大历史系是范文澜“西周封建说”的一个重要营垒。我当助教时的指导老师束世澂为论战中的健将,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多文章,主张西周是“领主制社会”。奇怪得很,这些论战的气氛以及参与论战的老师都没有进入课堂。我们完全被置于事外,课堂上老师平淡无奇地尽讲些琐琐碎碎的史实,好像什么争论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到我当教师时,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往往先搜集观点上有分歧的一些材料供学生参考,现今有个好听的名词,叫作“学术史导引”)。当时可能是火烛小心,老师们不太肯讲观点。例如讲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不明所以,问“无为”怎么可能收到“无不为”的效果?直到课程结束,始终没有收到正面答复。这门课程除了死背笔记、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它几乎毫无兴趣。两年之后,“拉郞配”进了教研组,“先结婚后恋爱”,方从一而终。由此,我知道旧式的婚姻也可以成就夫妻恩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第二学年,除了常常下乡下厂劳动,大炼钢铁,开挖长风公园“银锄湖”,垒起“铁臂山”,还由一位年轻老师主持,在我们年级试点“大字报教学”。先让任课老师讲要点(实际是充当靶子),然后鼓励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同学间也可以相互争论,称之为发扬“小人物打败大权威”的精神。教室里拉起许多绳子,挂得琳琅满目。真是天晓得,没有开出必要的参考书,学生除了教本还能知道多少?全凭“思想”支配历史,将旧式的观点颠倒过来就成正确。唯一可称为战果的,是由一些同学写出了批判徐德嶙老师隋唐史唯心史观的文章,系领导已经答应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半路杀出程咬金,高年级也写出一篇,技高一筹,我们年级的被撤换下来,“大字报教学”无果而终。

  1959年秋季后,国内的运动喧腾热闹一阵子之后,渐趋平缓,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大三开始上两门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由夏东元老师主讲,教学改革,用课堂讨论替代“大字报教学”。课堂讨论竟使我脱颖而出,开始被年级同学与老师所注目。我的学习热情也被调动了起来。

  夏东元老师最初在政教系教政治经济学,后来调到历史系改教中国近代史。这一经历使他的课程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经济史与经济分析,特别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的观点有时很冒,例如说到资本原始积累,他认为在中国是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这一句“名言”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挨过批判,但他仍很坚持。这些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已对经济学有了兴趣。这应归功于陈彪如老师的启蒙。现在说出来,人们大概难以置信:外系的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居然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学家来执教。也幸亏有这样的机会,一生总算当过他半年的不正规“学生”,成绩也还可以,总之要比陈琦伟早得多!(说笑话)令我们同学惊诧的是,陈老师从不带讲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卡片就开讲,思路清晰、语词精确简练得几乎不用任何润色,就像已经出版的著作一样。他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再读王亚南、胡如雷的书,才明白陈老师完全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在论证逻辑逐次展开,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像是一本《资本论》入门的书。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之类的“异端”书籍。



  夏老师的上课,像前面说的冒尖的情况极少。他其实已经比较谨慎,在历史评价上,有时耐不住要抛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却都会加上限制词。比如:“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是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我们做学生的慢慢也学会了用老师的格式说话,但说着说着就会笑出声来,毕竟少经历,不懂其中的苦涩。夏老师不仅自己贵有独立之见,也非常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见解,展开争辩,每个单元都安排有课堂讨论。久旱逢春霖,如鱼得水,我遂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都积极发言。强劲的争辩对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义耀(城里人),故年级里有“昆山二王”之称。有时也会像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当反方。记得讨论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用说夏老师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赏洪仁玕。义耀仁兄赞同老师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表现一番。为了做好他的对立面,我到图书馆专门找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把《资政新篇》细细读一遍,做了笔记,也看了罗尔纲等人的书。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会主持编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十种。前八种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据搞近代史的人说,《丛刊》十种滋养出了一批专家,他们成为60年代开始不断崛起的中国近代史各相关领域的权威。为了唱对台戏,我摆出的观点很别致,说洪仁玕在香港明显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企图把太平天国政权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了农民革命的初衷;而且,正像毛主席所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最终也只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照此办理,广大农民不仅得不到解放,还将沦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成为“无产者”。幸好洪秀全还有头脑,搁置他的方案,避免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这次辩论的“成功”,除故立异说、出奇制胜外,还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摆出凭史料说话、居高望远的架势,利用了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去看原件(包括义耀)的弱点,主要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心里清楚,这一诡辩术压倒了义耀兄,语惊四座,却骗不过夏老师。对这种武断的主观推理,他内心恐怕未必赞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师不仅宽容,而且很欣赏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有见地。后来听说,讨论到我的留校,争论激烈(“又红又专”是一项重要标准),夏老师与教世界近代史的冯纪宪老师都是大力为我说话的。他们是我能够侥幸地留在华东师大教书的真正恩师。



阅读原文


作者|王家范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

浏览次数: 252

更多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