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齐卫平:党的八大强调执政党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作者: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1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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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钩沉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以正确判断国内主要矛盾和形成领导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留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足迹。八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是一大亮点。重新审视这次大会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八大为什么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


  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是党的历史传统,党的八大突出之处是第一次从执政的角度将党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从而赋予传统党建工作新的时代内涵。这不仅体现在更高更严的要求上,而且还显示了认识和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思想自觉。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巨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环境。一方面,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显著成绩展示了党的执政能力,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威信;另一方面,国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求明确党的角色定位。执政党建设问题缘此而在党的八大被突出加以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经宣告我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既承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建立新中国的战略思路,也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构想相吻合。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辞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党的领导角色。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执政党的概念,意味着进一步从政权关系上明确了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党的领导和执政双重角色统一起来。

  从治国理政角度看,党的领导和执政角色相统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要求党的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筹备八大过程中,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就会议主题达成共识,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6年8月22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党的八大6个文件有关问题作说明,他强调会议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毛泽东表示:“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经济建设主题和重点的形成,体现了八大转变党的工作中心的目标。党的建设虽然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和重点,但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则意味深远。在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核心议题的情况下,执政党角色地位的明确,赋予了党的领导以新的内涵。

  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和集中阐述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修改后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被重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有着鲜明的针对性。首先,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全国党员人数首次超过千万,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比1949年多了近两倍,而且其中60%以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党组织的。执政党面临规模大、成员新、锻炼少的建设难题,提高思想觉悟成为紧迫任务。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两次转变。先是身份转变,即从“秘密党”到公开党的转变;然后是角色转变,即从公开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旨在以身份公开的党员活动和健全的组织建构渗透社会、影响群众,为党的执政铺垫基础。第二次转变旨在向全党灌输执政的理念,树立执政角色担当的责任意识。由此而言,党的八大突出强调执政党建设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群众路线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点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正确对待群众和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思想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党的八大将群众路线与执政党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出了富有创新价值的理论阐述。

  八大群众路线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章的修改和报告中。1955年5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共9人组成,由邓小平主持。经过紧张认真的工作,1955年10月和翌年4月形成党章修改初稿和第二稿。邓小平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1956年四五两个月里,他11次主持召开起草委员会讨论党章修改意见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党章修改工作,群众路线成为重点讨论的问题。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新党章应该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最后形成的修改党章报告用很长的篇幅阐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内容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向大会报告党章草案总纲修改时,首先着重说明的就是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群众路线不是新的问题,但“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与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详细阐述相比,八大上邓小平以一系列崭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

  第一,强调坚持群众路线与国家生活责任担当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意味着“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他强调,执政的地位使党最有犯错误的资格,而一旦犯错误,必将对国家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防止和避免党犯错误。

  第二,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执政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就是忽视群众利益。“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必须“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第三,提出执政党监督的制度建设任务。坚持群众路线需要党的自觉,也需要依靠监督。邓小平从两个角度提出执政党监督问题,一是“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二是“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第四,揭示执政党违背群众路线的突出表现是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当官掌权了,就“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发号施令,忘乎所以。他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需要经常进行。

  第五,要求将服务意识融入党的群众路线之中。邓小平强调,党不能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要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一提法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就是牢固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理念,显示了群众路线的服务意旨。

  第六,坚决禁止“滥用党的威信”而伤害群众路线。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同时,由于党的执政地位,还容易使一些人“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强调要特别警惕党员放弃理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因此,必须定期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党的八大打下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根基


  1956年党的八大以来,执政党建设经历了实践的磨炼,在曲折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突破,取得的经验值得珍惜,形成的自觉需要认真保持。

  党的八大留下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指南,但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未将这些命题纳入他们的理论视阈。列宁由于过早逝世,领导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短暂,限制了他关于这一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接任的斯大林探索执政党建设则犯下严重错误。党的八大是提出和重视执政党建设实践的开端,它形成的一系列正确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看意义十分重大。

  党的八大,曾经对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和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理论上政治上作过深刻的分析,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谦虚谨慎,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防止脱离人民群众,经得起执政的考验。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源头,八大以群众路线为重点内容,可以说抓住了最为关键最具本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部署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八大群众路线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伸。邓小平当年强调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思想被反复重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八大群众路线有关思想,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实践进展到哪一步,坚持群众路线在执政党建设中的重点地位永远不变。

  除了群众路线外,党的八大还以其他一些重要观点,为执政党建设打下了思想基础。例如,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使党成为统一指挥的战斗组织;另一方面要求“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关于执政党的纪律和法律意识,邓小平指出:党中央认为,“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纪律”,并要求加强督查工作,提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董必武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指出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因为他们“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关于党组织建设,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这些重要观点对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不失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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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卫平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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