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方勇:“新子学”将助力当代思想文化建设

作者:     信息来源: 新闻网     发布时间: 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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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方勇教授2012年10月创造性地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学界持续热烈讨论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在海峡两岸和韩国等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子学”思潮。今年11月28日,《“新子学”深化:传统文化价值重构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办,来自海内外7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新子学”深化问题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了“新子学”的深化发展。


“新子学”的真正内涵


  记者:从思想史、哲学史来看,“子学”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请问“新子学”的构想是如何提出来的?您又如何把“新子学”理念介绍给学界?

  方勇:“新子学”理念的提出,应该说是我以往研究不断积累拓展的自然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完成了《庄子诠评》《庄子学史》《庄子纂要》等十多种诸子学研究著作,并创办了《诸子学刊》,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在长期从事诸子学研究和相关文献整理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提出一个具有统领全局视野的创新性理念是很有必要的,于是在2012年先后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和“新子学”理念。

  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学术概念、范畴和体系的建构,本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而来。“新子学”即是此理念的实践。如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着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 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而在子

  学内部,“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本各具特点。“新子学”自觉认知此点,从客观历史出发,在辩证思维之下对其进行继承发展,以促进其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进化。

  “新子学”的提出至今已有4年了,从最初的《“新子学”构想》,到《再论“新子学”》,再到《三论“新子学”》,引发许多学者与媒体的回应,形成了一股“新子学”热潮。不过,“新子学”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架构,并非一二百篇文章就能涵盖其所有内蕴,也不是短短数天数月甚至数年就能辨析清楚的。

  记者:什么是“新子学”?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子学精神”又是如何形成的?

  方勇: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时机后,对其做的进一步开掘。

  我认为,“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诸子学的多元性,不仅在横向上展现为诸子百家各呈其说,也在纵向上通过大量的冲突与交融,推动了每一学派内部的自我发展。儒学在孔子、子思、孟子、荀子间相承相递,道家在老子、关尹子、文子、列子、庄子中多方推进,墨家在墨子及其后学间代

  代衍生,法家在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中层层发扬。各个学派内部都有不同的发展谱系,任何一名厕身其中的学者都在不停息地前行。如孟子上承孔子,中接子思,标举仁义,改造五行,收礼义于内在,独创“四端”说,这既是对孔子、子思学说的深刻继承,又是对其学说的精彩创新。事实上,正是这种于内外纵横间的长期对立、会通与交融,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历代以来,“子学精神”一直都鲜活地存在着。

  那么,“子学精神”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子学精神”就是主张多元并生,学派间要保持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新子学”着力推动中华文化重构


  记者:听说您正在做《“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研究》课题,如何理解中华文化重构?“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又有什么内在联系?

  方勇: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当今的世界与先秦诸子时代极为接近,皆处于多国并立、文化异质、竞争与交流并重的时代,因此

  应当选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文化因素,通过大力整合和提升,来引领时代文化的走向。

  我倡导“新子学”,不仅意在呼吁革新传统诸子学的研究方式,更主张从“子学现象”中提炼出多元、开放、关注现实的“子学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古今文化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新子学”的价值应该不仅仅体现于当今社会,更要关乎未来社会。“新子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可以引领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而国家也确立了这个课题。先秦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数课题都是研究某一个问题或文化现象,“新子学”课题则是对我们原先提出的理念做进一步的阐释。


“新子学”对国学发展的影响


  记者:“新子学”对国学发展有哪些帮助?又如何观照传统文化创新?

  方勇:我们在述说“国学”时,显然指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文化,而是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活生生地伴随我们左右,甚至参与我们自身的自我构建的学术文化。因此,对于“国学”而言,它除了包含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内容外,自在的当下属性和走向未来的使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传统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其实,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

  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我们倡导“新子学”,正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

  “新子学”要打破旧体制,实现跨学科发展。而打破学科局限,凝聚研究力量是诸子学研究完成自我突破的重要方法,以往的研究受制于学科体系差异,学者之间来往不多,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诸子学的自身发展十分不利,而“新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汇聚多学科学者的方向上下功夫。

  “新子学”是一个新课题,现在还仅仅是破题阶段,“新子学”的未来最终还是要依靠诸子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交流、发展、开拓,逐步 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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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向娟

来源|福建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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