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袁振国:大学排名的风险

作者:     信息来源: 中国高等教育     发布时间: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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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排名本身并无所谓风险,注重排名甚至根据排名进行决策才有风险,依据大学排名名次进行决策的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所以这个标题写全了应该是“注重大学排名的风险”。

  目前世界上有40多种关于大学的排名,其中我国报道得最多、最受学校和政府关注的是QS和US News的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始于2004年。2004年到2009年间,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与THE(Times Higher Education杂志)联合公布大学国际排行榜。2009年之后双方终止合作并于2010年开始各自宣布自己的大学排名。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包括六项评价指标。

  US News(US News & World Report)排名始于1983年。他们首先发布的是美国最佳本科学院排名(Best College Rankings),1999年发布美国最佳研究生院排名(Best Graduate Schools Rankings),2007年发布美国最佳高中排名(Nation's Best High Schools),2014年发布“全球大学排名”(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2016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包括以下3类12项指标。



  这两个排名赋予权重最高的两个指标是相同的,分别是以论文为主要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在另外几个指标上,QS强调了师生比(似乎师生比越高越好)、外国留学生和教师的数量、雇主对最优秀毕业生来自什么学校的印象,US News 则强调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QS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进行全球大学排名,US News一开始是针对本国大学排名的,开展全球排名后基本延用了原先的标准。可见评估的指向不同,其指标差异就可能很大,在今天的世界要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大学排名的指标还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了解研究机构对大学的排名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对家长、学生来说,可以增加其对所选择大学的了解;对学校来说,可以反思自己的办学思路,剖析自己学校的长短优劣;对政府来说,可以增加对投资效益和国际影响的认知,等等。但关注过度,甚至作为选择学校、发展学校决策的依据,则具有很大的风险,将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


窄化大学功能


  指标的设定是评估的关键,指标的科学性决定了评价的质量和意义。作为对大学的排名性评估指标,有三个特征是至关重要的:敏感性,代表性和可比性。

  敏感性是指灵敏反映被评估对象本质的程度。大学从900多年前诞生到现在,逐渐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大基本功能,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无疑需要充分反映大学在这三个方面的水平。如果只重点反映某一个或两个方面,显然是不全面的。QS和USNews都把以论文为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同行评议主要也是以科研情况为主要参照,所以这两个大学排名可以说是一个大学科研排名。对于高水平大学来说,科研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大学越来越走向社会中心,成为社会创新发展的引擎,强调大学的科研功能自然没错,但大学毕竟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科研水平高并不必然地带动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事实上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国也同样如此。教育部曾多次发文,强调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从中可以充分看到目前重科研轻教学的严重性。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底色,如果对大学人才培养水平不能进行有效评价,不仅有一个科学不科学、全面不全面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导向问题。同样,社会服务不仅是大学的功能,也是大学的责任,大学对社会创新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自觉。

  代表性是指与被评估对象特性的关联程度。QS评价教学质量只用了一个指标“学生人数与教职人员的比值能够体现学校为学生提供小班教学以及个人指导的能力”,评价科研水平只用了发表论文人均被引用的次数,US Nems 评估教学质量用的主要是博士学位授予量和教师人均博士学位授予量,评估科研水平要比QS的指标丰富很多。这些指标固然是衡量教学和科研的有效信息,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教学质量高低关键是学生的满意度和对学生持久发展的积极影响。为了数据获得的方便就如此地简单化,自然就大大削弱了它的代表性。

  可比性是不同对象相互比较的一致性和合理性。比较对象的相似性越高可比性越高,反之则越低。既然是排名,就需要有可比性,如果拿跳高选手和跳远选手相比,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从大学的定位来说,有研究型与教学型、学术型与应用型之分,各自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合理,才可能有整个国家教育的强大,如果认为只有研究型、学术型的大学是高水平的,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从大学的性质来说,有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分,他们的经费来源、责任对象以及办学体制、管理方式不同,简单比高低、比先后,对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效益不可能得出客观评价,而且可能导致对办学体制好坏的臆测。从大学的类型来说,有单科型、多科型与综合型,有文科型,理科型,工科型等类型的分别,用同样的指标评估所有的学校,必然挂一漏万。把不同规模的学校放在一起比较,无异于缘木求鱼。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经费投入水平的不同,把总经费和生均经费相差几倍、十几倍甚至更多倍数的大学放在一起比较,完全没有考虑学校的投入产出绩效,这会带来很多负面效果。


淡化大学特色


  好的评估应该有益于促进学校发展,而不是学校发展为了满足评估指标。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学发展的良好格局应该是结构合理,特色明显,分类指导,协调发展。但分析一下英美的这两个评估指标体系,有明显的论文导向、综合导向、规模导向,如果去跟风这两个评估指标,势必加剧大学的趋同化倾向。

  论文导向。论文是科研成果基本的和重要的载体,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然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大学的研究水平。但这个论文是谁发表的,是怎么发表的,就大有讲究了。现在的论文统计都是按照作者的署名机构进行的,因此,为了排名的上升,就出现了买论文、买学者、买名声的情况,攻关之风、挖人之风、合并之风盛行,很多买来的论文作者或教授并不在本机构工作,并不能真正提高本校和本国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研能力,更不能切实服务国家需要。

  综合导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综合大学才是高水平大学,甚至很奇怪地认为,没有医学院就称不上综合大学,把富有特色的一些大学硬性合并在一起。为了增加发文量,提高排名名次,世界上不少国家也在尝试合并措施。比如法国,2003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法国大学竟然没有一所跻身前50,这对素来以传统为骄傲的法国高等教育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法国政府加快了高等教育综合化的进程,建立高等教育研究联合大学。从2007年到2013年,法国已经成立了23个这样的联合体。最有名的当数包括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居里研究院、巴黎多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组建的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合大学。不要说这样的组建提升大学排名的期望尚未显现,就是排名上升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规模导向。按照大学排名的指标,要想上升,大学的规模越大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人多产量多啊。虽然某些指标也注意到了避免简单以多取胜的弊端,设置了人员比,但即使如此,体量大仍然是有利于排名的,特别是研究生数量的增加,自然有利于数据的上升,谁都知道,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博士后是大学科研的生力军。但是,大学真的越大越好吗?学校的边际效益最大化才是确定办学规模的标准。如果不认真研究不同类型大学规模的边际效益,而是盲目扩大规模,增加研究生招生人数,追求论文GDP,则违背了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势必强化大学发展的趋同倾向,导致诸多不良后果。


固化学科发展


  评估是以现有的学科和院系为基础,以过去若干年的数据为依据的,评价指标和数据的收集都是基于已有的学科和学术。而大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创新驱动,在于它的成长性和发展性。按照美英的这两个指标体系,不利于非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文化特色学科的创新发展,可能固化学科的发展理念和思路。

  科学上新理论、新发明的产生,新工程技术的应用,经常是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部位发生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相互交融的结果。比如某些重大的科研课题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领域,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新兴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力学、技术经济等;又比如运用某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另一学科领域的问题形成边缘学科,如射电天文学、天体物理等;再比如源于新的研究方向,综合了数个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如纳米科技。

  更具有颠覆性的学科发展形式是科学的革命。1962年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库恩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考察发现,科学的发展并不是连续的增长,而是阶段性的革命,是由科学的新发现和新的基本概念与理论的确立而导致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它是人类认识领域的革命,也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把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一共发生过四次。第一次是16~17世纪,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代表,初步形成了与中世纪神学与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新兴科学体系,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以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重大理论突破为代表,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为代表,形成了整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实验科学体系;第三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X射线、电子、天然放射性、DNA双螺旋结构等的发现为代表,使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使物理学理论和整个自然科学体系以及自然观、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第4次科学革命是系统科学、多种技术集成与方法整合,以空间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综合科学的形成为代表,预示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

  历史上科学的革命都是以科学观的变革为先声的,都是对传统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背叛”。而大学排名的指标固着在已有学科的成就进展上,对新兴科学、综合科学,缺少敏感,对科学革命更无反映。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科学观的转变——即以能够融汇东西方科学的革命性科学观替代狭隘的以西学为唯一科学范式的科学观。没有这种观念的转变,中国就只能继续成为西方科学革命的追随者,只能在追随西方完成科学革命后再进行科学观转变的补课。


强化西方中心


  考察一下QS和US Nems的评估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很容易发现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它所依傍的是西方标准,所运用的是西方话语,所崇尚的是西方价值,所塑造的是西方大学形象,显然不利于后发国家教育的发展。绝不会因为有几所中国大学排名上升了就改变这种格局。

  首先,期刊和学术成果资源聚集于美英世界。为了辨析杂志论文的质量,引导人们在汗牛充栋的刊物中阅读到有价值的论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于1957 年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之后又创办《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目前SCI收录期刊3700多种,SSCI收录期刊2700多种,收录国家只涉及40多个,而且90%以上是英语杂志,特别是前100种顶级杂志几乎被美英等少数几个国家包揽。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西方尤其是美英等发达国家,科研实力雄厚,资源集中,杂志水平也普遍较高,这种收录情况总体上符合杂志水平的实际状况,但太多国家太多的优秀论文没有被收录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同这种标准,优秀的论文将越来越向这些杂志聚集,西方构筑的科研文化高地就越来越得到巩固和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越来越成为二流、三流发表阵地。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如此,出现了“中国在中国,中国学在外国”的令人难堪的局面。这种趋势的一个自然结果当然就是要想在西方发表论文就要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不仅标准、体例,而且话题、内容、甚至观点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严重,现在很多在国外杂志的“发文大户”,在国内的学术界却影响不大,甚至无人知晓,对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亦无所助益。另一方面,为了在SCI,SSCI期刊发文,投稿费、出版费、攻关费每年耗资也是一个惊人数字,有些办不下去的国外杂志由于中国学者的投稿量激增又“焕发了青春”。

  其次,外国同行得到高度追捧。QS同行评议的权重高达40%,这些同行理所当然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为主,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了评估的结果。这种同行导向不仅体现着西方中心也体现着本国偏向,2016年QS评出的前10名大学4所是英国的,5所是美国的,一所是瑞典的,而US News 评出的前10名大学8所是美国的,只有两所是英国的。由于这样的原因,为了获得外国同行的认可,方方面面都积极地邀请、拜访甚至讨好这些“同行”,而中国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却受到矮化。

  第三,西方大学的影响无形扩大。国外优秀大学的办学条件、办学理念、办学质量、办学文化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好坏强弱都是相对的,更何况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由于大学排名的夸大宣传,由于利益机构的炒作,造成了大量人群对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学的盲目崇拜与追风,而且这种风气有向中学蔓延的趋势。随着大学排名的炒作,紧接着国际中学排名的推广也蠢蠢欲动了。殊不知,取得成就、风光靓丽的留学生是不少,但几倍几十倍的不成功的留学经历“满腹酸楚有谁知”?

  俗话说:文没有第一,武没有第二。把大学当作武林高手决高下、排座次,本来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只能采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当不得“真”的。大学发展的最高原则是响应国家需要,大学成功的最高标准是具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如果我们模糊了这一点,看重什么大学排名,将贻笑大方。国内也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一直在发布大学排名的报告,由于教育行政部门比较明确地表示与政府无关,所以影响并不很大。对于在行政部门授权下进行的高校学科评估,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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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振国(本校教育学部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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