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冯绍雷:从G7到G20,中国迈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的历程

作者:     信息来源: 东方早报     发布时间: 201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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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创立、执行、调整、提升,都还离不开‘三位一体’的状态。

  G20峰会已经召开。艰难时世之下,大国合作凸显其重大意义。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方面,尽管美国依然是拥有远远超越别国之上的综合国力,但其霸权地位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另一方面,在霸权式微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大地区形势动荡,权力扩散现象越益严重。从治理结构角度来看,G20取代G7(或G8)来协调世界经济,乃是这一变化的关键性标志。


从L20到G20:一个凝聚共识的历程


  作为新体制的G20,是否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还得看其能否解决当今国际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

  从今年杭州G20峰会的进展,特别是从G20的央行行长会议、财长会议所达成的一系列共同文件来看,各国都确认要采取切实措施提振经济、推动结构改革、限制贸易保护主义、避免互相贬值的货币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发展理念、缩小贫富差距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以待各国首脑的正式批准。这一系列最新推进充分体现出,在各大国利益多样、立场不一的背景下,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诉求还是占了上风,还是在对世界事务的共同责任的驱使下达成了共识。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这和G20这项国际体制较为成熟完备有关。

  由G7折向G20的这一重大转变,并非只在金融危机之下才突发而成,而是经过了比较长期的铺垫准备、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比较全面多样的沟通,才做到水到渠成。

  最初,是本世纪初有关G8如何进行改革的讨论中,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在2004年就提出:要创立一个新的二十国集团,即L20(“二十国领袖峰会”),来取代原来的G8。之后,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继任布朗首相、法国总统萨科齐等人相继提出,要让G8与新兴国家代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O5国家(也即Outreach,拓展)一起合作,定期举行会议。

  而更为实质性的乃是2007年德国担任G8轮值主席国期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推动下的海利根达姆进程,与前几位西方领导人相比,德国所推动的8+5进程不光是构想和建议,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峰会机制,并且委托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担任秘书处的工作。而在此前,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已催生了每年定期、轮流举行的20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的机制。


“三位一体”:中国的全球治理之基


  不言而喻,当时的新兴国家当中,各方最为关注的是中国。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G8一再邀请中国参与,但是中国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直到2003年,G8把原来仅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与,提升为邀请最高首脑参与,胡锦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出席峰会的。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参与了G8的有关会议,对于参加全球治理实践,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

  回顾多年来的G20进程,明显地可以看出:

  第一,G20会议议程有了较大扩展,已经远远超出只是聚焦于金融稳定这一职能,而是扩展到贸易、发展、创新等很多其他经济领域,甚至还包括安全事务。而本次峰会前期所达成的很多共识,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第二,每年所达成的承诺数量有了不小的增长,虽然G20的决定还不是非常严厉的刚性约束,但是即使是“承诺”和指导性意见,依然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三,G20实行轮值主席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律有资格轮流担任。这已经远不像当年,仅是在G8首脑达成协议之后,才向新兴国家领导人传达。对此中国领导人严肃地提出过意见,才形成今天这样的平等交往的格局。

  归根到底,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创立、执行、调整、提升,都还离不开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状态。

  首先是实力,这是任何国际竞争的条件下都必不可少的“自然之法”。不可设想,如果没有实力的增长,怎会有当年欧美国家领导人走马灯似的邀中国参与G8的情形。

  其次是规范,这是任何全球治理都必须构建和执行的“当然之则”,如果没有国际规范制约,难以想象还有任何国际角色可以生存。

  最后是文化,这是任何力量聚集和任何规范制度得以维系的“应然之道”,若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传承,也很难设想还能有当代中国人在如今时势下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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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绍雷(本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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