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张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变动中的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作者:     信息来源: 东方早报     发布时间: 201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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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4日(北京时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英国选民以52%对48%的比例选择退出欧盟。这无疑是本世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从英国脱欧公投说起


 2010年11月7日,韩国首尔,韩国抗议者反对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IC资料


  ●新一轮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性转折,也处于新老霸权更替和多个中心各自推动的经济规则竞争交替的胶着时期。新兴经济、半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主导时代的表现,可能蕴含着重塑全球化内容与性质的动力。


  2016年6月24日(北京时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英国选民以52%对48%的比例选择退出欧盟。这无疑是本世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英国脱欧的主要支持者实际是上一轮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他们以精英眼中的“民粹”做派来表示对自己命运的抗争,要求重新界定他们参与外部世界一体化的方式。而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中唐纳德·特朗普得势、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土耳其未遂政变、德国慕尼黑恐怖袭击等近期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一个共同历史进程展开的结果,也可以称为一波新的“去全球化”浪潮的开始。

  维系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之间受到重创,新的维系全球化的政治共识需要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重新谈判和缔结新的社会契约。新一轮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性转折,也处于新老霸权更替和多个中心各自推动的经济规则竞争交替的胶着时期。新兴经济、半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主导时代的表现,可能蕴含着重塑全球化内容与性质的动力。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英国脱欧与欧盟


  仅就成员国和欧盟的正式安排来说,英国与欧盟之间所谓“欧盟内、欧元区外”或者“一脚进、一脚出”的安排,使得21世纪初的英国比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都享有更多的优惠。英国比其他欧盟国家在财政政策上有更多自由空间;和欧盟内部南欧的成员国相比,英国更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欧盟的约束。但在现实中,恰恰是这样的国家率先做出了退出欧盟的决定,此后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欧盟成员国加以仿效。

  此前英国对欧盟改革主要有四点主张:一、限制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以及他们在英国可以享受的社会医疗福利;二、确保欧盟的单一市场规则不向欧元区成员国倾斜;三、欧元区提升融合程度的同时确保伦敦金融城的地位不受影响;四、确保各国议会有权力阻止新的立法建议。这些要求很明显都是在英国已享有特殊地位、享有多种优惠安排的前提下,要求更多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避免与欧盟一体化之后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保留自己单独行动的空间。由此,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预示着欧盟作为当下一体化程度最高、制度建设上一直被视为全球其他地区一体化仿效对象,甚至是最终“大同世界”终极象征的地位,都受到重大冲击。

  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化的三边难题”:在高度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政治之间只能选择两项,不可能三项同时满足。换言之,国家层面的民主政治和全球化如果并存,那么国家主权必须让渡给真正的全球治理。欧盟被认为是唯一比较好地协调了这三个不可能同时满足条件的例子。此外,在北方发达国家内部,欧洲因自己的一体化实践、对多元文化的践行、主权分享、开放边界、对法治的尊重,一直被视为是比美国建筑在核弹和全球军事霸权基础之上的硬实力更加先进的“文明强权”。如今,英国脱欧之后,更多欧盟成员的退出并非不可能,民粹主义反建制、反欧盟力量也在欧盟其他国家赢得了人心。英国退出之后的欧盟将逐渐褪去曾有过的光环,走下“神坛”。


二、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历史重演?


  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如同1997、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迅速扩张,但是其后续效应也不会迅速消散,除了对英国和欧盟本身的经济影响之外,更加深远的则是对全球化的长远影响。一直到21世纪初,在众多关于全球化前景的讨论和判断中,来自欧美主流声音的共识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阶段,任何对国内政治经济安排的讨论都要以这个给定的“全球化”作为前提。如今,以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全球化不可逆的乐观前提需要重新审视了。

  经济史中一般公认的第一波全球化肇始于19世纪后半叶。得益于交通运输成本的迅速下降,仅就跨大西洋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而言,这是一段跨国流动的空前繁荣期,尤其在人员流动上甚至比战后和冷战后的类似全球化浪潮中更加自由。大规模的跨大西洋移民迅速改变了南北美洲的人口构成,后来我们所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因此也迅速趋同。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波的全球化,短暂和平之后的20年代末大危机催生了全球性的保护主义浪潮、自我封闭的政策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政策。这一波实质上的去全球化政治动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后1950、1960年代高度对抗的东西阵营各自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推动商品交换和产业布局,以西方阵营为主,逐步建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一系列政治安排,比如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重新开始,以英美为主要推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基础,这一轮的全球化很快从最初国际贸易的复苏发展到1980年代以后金融领域的全面跨国流动。在这个阶段,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重生,也帮助英国与美国一起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支柱国家。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各种指标都显示,全球贸易和资本跨国流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欧洲一体化对此贡献卓著。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19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世界贸易最剧烈的一次下降,直到今天,全球贸易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高位,欧洲在复苏上的表现更差。

  考察世界经济真正形成以来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惊人相似。第一轮全球化的再分配效应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激发了对自己的政治反击,此后20世纪初的“去全球化”政治风波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3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双重压力下全面崩溃,而1920、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失序又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基础,那一波的全球化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而如今,西方世界内部对全球化和精英政治的民粹主义式反击也以类似的方式在重演。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一直大打“反全球化”牌,伯纳德·桑德斯能获得民主党内最后挑战希拉里·克林顿的机会,也部分得益于自己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批评和美国劳工阶层对全球化的全面反对。即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当年高调推动TPP谈判时的第一吹鼓手,当她自己进入2016年选举季后,也在选战的压力下迅速转向反对和批评TPP。

  在欧洲,众多以反移民、反欧盟为核心政治主张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在本国和欧洲层面的政党政治中不断壮大,从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IP)、德国的“德国新选择”(Alternative for Germany)到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ish Democrats)等等,几乎覆盖新老欧洲的所有国家。在欧美之外,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或者新兴经济大国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也出现了对内、对外政策的保守主义转向,在提升宗教地位、弘扬爱国主义理念、强调传统家庭性别观念的同时,也在国际层面呈现出对自由贸易背后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

  此前关于战后全球化的一般结论是:所谓全球化的“黑洞”主要存在于南北国家之间和南方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北方集团)内部基本理念的统一和政策协调机制的存在都保证了北方集团内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对稳定。而以英国脱欧为代表,这一次,全球化的“黑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全球化的边缘地区对全球化核心国家或者对全球化代表的现代性提出的政治反击,而体现的是北方国家集团内部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共识与协调机制出现了松动。原本因为南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较低,19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扩张很容易将“南北矛盾”转换成为南方国家内部的矛盾。而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得势、美国国内阶级、种族矛盾的双重聚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部暴力进一步上升,都预示着如今类似的机制也开始在北方国家内部发挥作用:北方国家也必须面对全球化对国内社会冲突造成的巨大压力。

  此外,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爆发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年会的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一般被认为象征着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的开始。此后类似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还是由各种“体制外”力量通过社会运动、街头政治的方式展开,而这次英国脱欧代表的则是发达国家内更“主流”群体以体制内政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现状的不满。

  英国脱欧和欧盟未来很有可能的进一步组织溃散,意味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被各种替代性的力量所挑战:美国和欧洲被认为太过民主,多元文化之类的后现代文明被认为是纵容极端主义的温床。全球化曾经被赋予的统合身份和思想、熨平不同维度上差别的功能也相应地遭受质疑。人们以各种方式强调自己对各种低于“全球”的次级或者“地方性”身份和利益的重视,各个维度的政治分野(国家的、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同时被凸显。

  一个足以说明此类问题复杂性的事实是:一方面,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其实在最新一轮金融资本扩张中借助抢占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甚至有明显提升,英国在文化表象上也是多元文化的典范,伦敦的海外移民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城市;但另一方面,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约2000名外国人中,有至少四分之一恰恰来自英国!


三、再造“富有者”与“被剥夺者”


  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升级在发达国家有普遍的经济基础,英国全民公投中支持脱欧的52%选票背后的事实是:过去近三十年来,这一波全球化高潮没有给发达经济体“橄榄形”社会中的广大中间阶层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准,而这个阶层一般被认为是这类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

  上述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结构变迁和政治心理感受的变化并不仅限于英国。2016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其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比父辈更穷?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停滞或下降》(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 Flat or Falling Incomes in Advanced Economies)中指出:过去十多年全球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或者下滑。2005-2014年间,在25个发达国家当中,65%~70%的家庭在过去十年当中实际收入都处于停滞或者缩水状态,涉及的人口超过5.4亿。相比之下,此前二十多年时间(1993年至2005年)里,遭受收入停滞或者下滑问题影响的人口不到1000万。

  这个收入无增长的庞大群体曾经习惯了自己父辈经历的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如今却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注定不可能维持自己父辈对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期待。麦肯锡研究所同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还显示:发达国家内部这个收入无增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失去信心,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子女未来的收入增长境遇会更差,这些人也普遍对自由贸易和移民持负面态度。

  在另一项关于全球收入差距的更加长期而全面的研究中,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了过去三十年左右全球化的巨大再分配效应:“南北”国家间的差距和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都在加剧。具体而言,这一轮全球化的赢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尤其是亚洲)最富裕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群,输家则是非洲、拉美和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其中1980-2008年间在全世界收入中居于50-60百分位的人群收入的相对增长是最快的,这些群体对应的正是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中间阶层。相反,所有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全球收入体系中居于75-90百分位的人群)则几乎没有增长。

  这所谓“两个中产阶级”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关系仍需确定,但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作为这一波全球化“失败者”的事实必定给这些国家现有政治体制带来巨大压力,这样的人群会以各种方式改变自己在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数”的窘境。最近哈佛大学主持的一项对美国18岁到29岁之间所谓“千禧世代”群体的调查也显示:51%的受访者不支持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表示支持的比例则是41%。虽然单个调查的结果不能提供足够信息,类似调研中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概念对于受访者的意义也值得推敲,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各种证据显示的都是北方国家内部不断升温的反全球化情绪的社会基础。

  反全球化情绪的蔓延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政治维度展开。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一般都会加剧阶级基础上的政治分化,因为利用全球市场带来的机会的能力和资源在人群中的分布高度不均匀,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阶级利益差别的加深,一般会强化传统上的左翼政治力量。但是欧洲大部分国家面对的这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冲突直观表现为移民或者是难民:不同国别和族裔的移民大量涌入,至少在表面上盖过了全球化带来的其他冲击。由此,欧洲面临的所谓“难民危机”强化了欧洲国家内部多个维度的身份鸿沟,而极右翼政治力量恰恰善于利用这样的鸿沟,所以这一波反全球化运动在欧洲国家往往表现为极右翼力量的上升。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拉丁美洲),这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主要不是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或者族群意义上的“他者”,而仍然主要来自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流动,因此这些国家就更容易将“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等概念直接等同起来,这些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浪潮的主导力量也往往带有更浓重的传统左翼色彩(比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和委内瑞拉)。


四、 嵌入式自由主义式微与全球化困境


  自由主义者眼中最浅白的“全球化”指商品、服务、人员、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但是这样的自由流动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推行,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空间上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展,但那一阶段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不仅依赖于美国霸权提供的一系列公共产品:从核安全、航行自由,到美元的准全球货币地位,和包括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之间所谓“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共识。

  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从一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中吸取教训,意识到如果国家间完全采取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比如竞争性贬值),世界经济最终将崩溃。同时,各国政府需要考虑外部经济冲击的内部成本:比如,要素自由流动产生的经济重整会使得国内劳工面对更多的风险,国内政治领导人需要面对由此产生的政治反击。此后产生的“嵌入式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在本质上是多边的;又和金本位与完全自由贸易代表的自由主义不同,这样的多边主义是基于各国政府的对内干预,尤其是对国内社会的保护基础之上的。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反映了发达国家内部上述“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苏也建筑在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之上:多边主义和对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同生并行,甚至互为约束条件。

  197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由英美倡导并向全球推行: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利率)和贸易的自由化、竞争性汇率政策的实施、取消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强调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等等。冷战终结之后东西对峙形式上的终结、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消亡,更促发了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这样的意识形态宣导和政策实践在国际层面也开始逐步松动国际经济秩序背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基础。即便在北方发达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也在承受来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的挤压。无论是作为“非自由资本主义”最重要样本的日本和德国,还是作为福利资本主义代表的北欧国家,都在英美资本的影响下被迫学习和仿效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的特征,从公司治理、劳工关系、央行制度等多个层面趋同英美制度。

  此后,19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日趋明显的“金融化”进程在助推全球化的同时又对全球化施加了新的压力。“全球化困境”这一命题就指出:面对开放贸易和全球化带来的对各国内部政治的冲击,本国政府必须提供更多对内的社会保护,来维系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但是愈演愈烈的跨国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极大约束了各国政府对内增加税收或者实行更多的再分配和福利政策的能力。换言之,金融资本流动占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各国国内对政府提供保护的社会需求在上升,但是全球化过程又削弱了国家对这样的社会保护的供给能力。这样的国家很有可能被迫转而选择限制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这样的“全球化困境”也可以视为是“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在问题的另一端,近期欧洲面临的所谓移民危机或者难民危机,其实是在以一种极端甚至是残酷的方式回击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劳动力流动不自由的不对称性。

  进一步深究的话,由于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对不同国家的冲击力度和性质有所不同,以及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上述“全球化困境”对不同国家构成的压力也就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风险相关度更高、国内实行多数制选举的国家要面对自由贸易带来的更突出的政治困境。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的主要是那些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强的国家。第二个条件背后的逻辑是,在实行多数制选举制度的国家里,中位选民的政治偏好决定了这样的政体在财政上更多依赖资本税,这使得这些国家在当下资本为上的时代里更难借助内部税收政策的调整来熨平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在当今的发达国家里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恰恰就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内部恰恰是多数制民主加上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组合。由此,当下全球化的另一组悖论也出现了: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恰恰也面临“全球化困境”带来的更大政治压力。


 ●现在的新兴经济体所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比核心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这些国家的表现可能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年代,资本主义本身也进入了整体性地从新自由主义向一种新的国家强力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升级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国家-社会-市场”的深度融合,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升级的大趋势。


五、新兴力量与替代性全球化的可能性


  如果从更高的层面去考察英国脱欧公投,其实退出欧盟是一个灾难,留下也是一个灾难。英国的脱欧运动其实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替代性方案,甚至很难说脱欧运动许诺了某种更好的未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崛起背后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在大多数人对未来几乎持放弃态度的背景下,反建制的社会运动其实不需要提供或者承诺任何有吸引力、有实现可能性的变革计划或者替代方案。相反,反建制运动越是强调现状已经无可救药,就越符合大多数有怨气民众的个体体验,反建制运动也因此反而会更加成功。英国脱欧运动中选择离开的人群其实也并不认为脱欧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选择,而更多是在绝望心理的驱使下顺从了破坏性的冲动。也正是因此,在脱欧结果公布后不久,不少选择了脱欧的英国人又开始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愧疚。

  如果我们不能提供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替代性方案,那么脱欧公投所象征的只能是在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个所谓的“选择”。斯洛文尼亚激进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本次公投的定性就是这样:欧洲被人为地置于“向全球资本主义投降还是向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投降”这样一个道义窘境中。政治立场上与齐泽克迥异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脱欧公投提供的)选择看起来要么是金元政治加全球化,要么是民粹主义加全球化的终止。”

  类似的窘境在近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存在,在这场被媒体戏称为“疯子”(唐纳德·特朗普)与“骗子”(希拉里·克林顿)的对决中,无论哪位总统上台都很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噩梦,差别不过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的阶级盟友不同而已,最后胜利的始终是资本和它的盟友。如果不考虑如何推动不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不仅仅是英国或者美国,我们都有可能要陷入类似英国公投那样看似自由的选择。更应该追问: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内,英国人民的选择被界定在这两个选项之间?而替代性的选项,或者说另一种的全球化是否可能?

  当下关于未来全球化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来源有三个。第一是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以跨国阶级联合为基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运动或者全球公民社会,前文提到的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示威就是一个代表;第二是现有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新谈判,包括重新缔结各自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第三就是由部分半边缘国家主导的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想象和构建。

  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新谈判,在1970年代的英国和1980年代的澳大利亚都有过尝试:这些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国家希望“进口”北欧和中欧部分国家的协调型资本主义、法团主义制度。但这些尝试在政治上都不可持续,没能经受政府政党轮替的压力。另一种应对办法则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人在英国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改变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过于重视福利再分配的方式,更加关注改善劳动市场的“供给侧”,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从而希望在保证低失业率的同时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在不摈弃市场效率原则的前提下,又能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社会萎缩。

  替代性方案的第三个可能来源则是在发达国家或者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之外。此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一波扩张中被剥夺和边缘化的国家在之后的反全球化斗争中,往往以革命性的姿态试图全面取代核心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尝试,很大程度上因殖民地霸主之间忙于竞争和战争,在大危机时期没有能力进行扩张,而获得了伸展的空间。而在二战之后的1950至1970年代,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依附理论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得益于冷战两极对立的现实。这两轮反中心、反建制的力量都具备了革命性挑战的意愿。

  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这一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击运动中,一部分“新兴经济体”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的资本积累。与前两波的反建制实践相比,现在的新兴经济体所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比核心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大量采用少数股份的所有权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宏观上,这些经济体过去二十多年时间内的经济表现都得益于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们的成长都深刻地嵌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但又具备和表现出挑战现有秩序的能力和野心。

  这些国家的表现可能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年代,资本主义本身也进入了整体性地从新自由主义向一种新的国家强力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升级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国家-社会-市场”的深度融合,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升级的大趋势。而这样的升级也已经体现在这些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变革需求上,开始出现提供某种替代性的现代性或者另类的全球化动议和尝试。

  以具体的跨国贸易和投资为例,美国霸权的整体下降、对TPP等新自由贸易协议的推动也激发出其他国家对新地缘空间整合与经济可能性的想象。以中国为主倡导的“一带一路”工程和多个新发展金融机构,本质上就是对另一种全球化的尝试。如果仅仅以官方叙述为蓝本,那么中国官方提出的诸如开放、不排他、共同发展等理念,都带有强烈的对抗现有中心体制的色彩。同时,在地域覆盖上,中国官方倡导的这些宏大构想恰恰覆盖了一大片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忘和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的部分地区)。在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也都在尝试推动自己主导的地区经济合作,甚至是局部一体化;在深化这些地区经济融合构想的基础上,这些国家之间也已经开始尝试新的政治联合。

  这些来自半边缘国家的地理想象和一体化实践虽然离成功仍路途遥远,但是确实提供了有关替代性全球化的部分想象空间。由此,随着北方国家内部反全球化的力量进一步上升,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多个半边缘国家主导的多重平行或者交叠的区域贸易、金融、投资便利化进程,逐步形成“两极分化的全球化” 甚至“多极分化的全球化”。

  当然这种替代性全球化的性质也取决于这些身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周期变动中的半边缘国家本身的经济性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等现象,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也在迅速向后者倾斜。如果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类比,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从以卡内基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到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转变阶段。历史上每一轮资本主义体系的长周期都经历了从产业资本主导向金融资本主导的转折,这个关键转折点同时又是每一轮长周期从扩张转向停滞和萎缩的开始。因此,中国在摆脱自己半边缘国家地位的同时,作为潜在的经济霸权正在经历和这轮资本主义扩张一样困难而艰巨的结构转型,这样的艰难转型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到中国经济对外伸展、扩张的过程中,包括中国直接推动的替代性全球化进程中。

  让我们期待对一种不臣服于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全球化的想象与实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受文章体例限制无法一一注明出处。作者感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为本文写作提供的良好暑期驻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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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昕(本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师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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