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戴望云:传统佳节那么多,为何偏偏元宵节盛产情与爱?

作者:     信息来源: 澎湃     发布时间: 201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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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元宵佳节。闹花灯,食元宵。



  那部著名的“文艺古装爱情剧”——《大明宫词》——里,有一个太平公主元宵灯市遇薛绍的桥段。在薛绍的昆仑奴面具被小太平揭下的那一刻,爱情萌芽了,化作了一生的一个美梦却同时也是宿命般的梦魇。那最美好的时光,仿佛只是定格在元宵夜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上了。
  除此之外,人们所熟知的“元宵节爱情”还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过这也是个带着哀伤的故事,因为甜蜜的相会是“去年元夜时”,而今年,则已经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了。
  所以,在那些个尚未有“2.14圣瓦伦丁节”的时代,元宵节所盛产的情与爱,究竟是“天长地久”式的,还是“一期一会”式的?传统中国有那么多热闹的节日,为何独独这元宵的灯火,就成了滋生爱情的盛大背景了呢?


《大明宫词》剧照。

元宵节张灯之俗由何而来?


  一般认为,关于元宵节及其灯会的源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根据《史记·乐书》的记载,祭太一神是在正月上旬的辛日,于甘泉寺之中,“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所以灯火彻夜通明,还有“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唐代徐坚等撰《初学记》,认为“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
  其次源于佛教的“燃灯表佛”。西域的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三十日(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日),会举行纪念佛祖的燃灯法会。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明帝也弘扬了这一“燃灯表佛”的习俗。前面的“祭太一说”是为元宵节框定了一个“夜间活动”的范畴,而这里的“表佛说”则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燃灯”的庆祝行为。
  其三,元宵节还被称为“上元节”,这是来自道教的说法。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三官信仰”十分兴盛,三位天帝,逢其诞辰日,便要下界来校定人之罪福,也就是所谓“正月十五上元日天官赐福,七月十五中元日地官赦罪,十月十五下元日水官解厄”。于是,在上元日的燃灯活动,也被认为有祈福的含义。



元宵灯会闹几天?


  隋唐是元宵灯会开始兴盛的时期。由前文可知,元宵放灯的活动,乃是由帝王所倡导,进而推向民间。隋代亦如此。历史上那位以喜排场、爱炫富而著称的隋炀帝,在他的时代,每年都要在正月万国来朝之时大肆庆赏元宵。据《隋书·音乐志》记载,“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歌舞者有数万名,通宵达旦进行庆祝。
  元宵灯会也是诞生于城市的节日习俗。在城市生活获得显著扩张的唐代,唐玄宗时从正月十四日起到十六日都“开市燃灯”,于是元宵节有了连续三天的假期。这之后的历朝历代,根据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的梳理,宋太祖时赠加了正月十七、十八两日,为“五夜灯”。南宋理宗时又多了正月十三日为“预放元宵”,为“六夜灯”。而到了明代,则从正月初八到十七,成为了前所未有的“十夜灯”!
  历代灯会都是一番盛景。唐代卢照邻《十五夜观灯》一诗中,“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宋代辛弃疾词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等,描写的都是元宵灯火的繁丽与绚烂。这种在黑夜映衬下五彩斑斓、亦真亦幻的氛围,为“闹元宵”营造了一种气氛的烘托,而元宵节“金吾不禁”的制度则直接为人们情绪的持续释放提供了条件。
  所谓“执金吾”者,是负责巡察京城的官员。都市里平时实行“宵禁”,但元宵节期间则特许弛禁放夜。于是,这便构成了元宵节有别于其它岁时节令之处,它不再是单日的节庆,而是有了夜以继日可供娱乐的连续性时间。即便到了清代,灯会时间缩短回五日,但这五日内,因为没有夜禁,人们依然可以比较自由地出门游赏,寻找自己欢度节日的方式。



元宵节是古代的“狂欢节”吗?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元宵节视为古代的“狂欢节”。
  “狂欢”源于“不禁”,以节日时间的特殊性打破平日常规。平素居于深闺的女子,元宵之时,也可精心打扮,走出门外,成群结队加入到狂欢中来。唐代张萧远《观灯》诗这样描写:“十万人家火独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琦满街尘生香。”这种元宵节之夜妇女相约出游,甚至在一些地方必须要走过特定之桥梁的风俗,称为“走百病”,意思是祛除百病,祈求安康,当然顺带也有“求子”之意。
  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里记载的一个细节,可反映参与此项活动的妇女人数之多、热情之高:“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坠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女子为何如此这般争相涌上街头呢?恐怕“走百病”只是一个名,而小说《金瓶梅》中对此的一个替代性名称“走百媚”才是实。
  然而,在元夕(元宵节别称)的灯火掩映之中,行走着的娇媚身影却不一定只是女性。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一则趣闻:天津一少年观灯夜归,遇见一位“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动人”的妍丽少妇,以为她是失侣落单的游女,便与她搭讪,还强邀至家中饮酒取乐,眼见那少妇酒酣之际“媚态横生”,又想要留她过夜。没料到此时那妇人却站起身来,卸去了女子的衣服首饰,露出了男儿身。原来他是元宵社火表演中秧歌队里的“男扮女装”者,俗称“拉花”。少年气恼,想要追打那“拉花”,但最后引来了邻里围观,大家哄笑了那少年一番。
  这正是“闹元宵”的意义所在,诚如台湾学者陈熙远所言,它“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这一能让社会阶层、性别角色的界定都统统失去意义的狂欢世界,是人们宣泄“自我”的时机,虽然需要漫长的、年度式的周期性等待,但它毕竟是以短暂的“无序”之放纵,调节了日常的“有序”之刻板,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也形成了总体生活的一种节奏和韵律。



元宵节期里的“情”与“爱”


  元宵节期里“集体狂欢”和“个人亢奋”之“无序”,其实潜伏着危险。古代小说中多有此类“危险”案例:《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在京城的元宵夜被歹人拐走了儿子;《红楼梦》篇首,苏州城里的甄士隐在社火花灯之中痛失爱女英莲;还有那些水浒的“叛乱者”们,“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和“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利用的都是元夕“无夜禁”和人们“打哄赏灯”的时机。
  爱情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人们常会用“擦枪走火”来形容情事的发生,只不过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危险而已。爱与欲,是人性的本能,是人格中的“本我”,也是藏于人们心底的“厄洛斯”(Eros)。“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节那打破了秩序和规矩的时空情境,为情的滋生、爱的疯长提供了丰沛的土壤,就像冯梦龙在《喻世名言》卷四中所道出的:“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
  那个时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可以是单身男女看对眼,然后留下彼此名号,回家禀告父母,再严肃认真地走“明媒正娶”的程序;但也会有良宵一夜、天亮就分手的;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常规途径结合,于是私奔远走、双宿双飞。
  古代留下的那些话本小说、戏曲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更多元宵情事的曲折生动。
  宋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中,张公子元夜观灯,于乾明寺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上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鹫灯是也。”张公子怦然心动,为这个约会等待了一年。到相见时,二人情投意合,最终私奔,不过倒也偕老百年。这是一场关于“等待”的情事。
  明代阮大铖的传奇剧《春灯谜》,韦家的小姐影娘女扮男装赏花灯,遇见宇文家的公子,二人彼此钦慕,题诗互赠,却因为忽作风雨,慌乱之中上错到了对方家里用作交通的船。于是,一系列的误会与错认发生了,宇文公子经历了被误认为反贼的冤狱、然后平反、又改了姓名考中状元,竟然最终也阴差阳错,与流落他乡的影娘真正成为了夫妻。这是一场关于“错认”的情事。


  而元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的故事,在“情爱”之中还加入了“生死”。胭脂铺的小姐王月英与书生郭华一见钟情,私传书信,约在元宵观灯之时到相国寺观音殿相会。谁料郭华贪杯醉酒,错过了约会,心中愧疚又觉得姻缘痛失,吞了月英留下的香罗帕子,气绝身亡了。幸好有刚正却又不失仁慈的包拯大人审理此案,加上最后观音显圣,郭华复活,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故事里的“元宵节爱情”,总未免有些过于艰辛和离奇。但是巴赫金说:“节庆都是同自然、社会和人的危机和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总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由这一条想去,就能理解那些“失散而又重逢”、“赴死而又回生”的情节的被需要,以及它们的深层文化意义了。节日时序与生命时间交织应合,经过这一场过渡性的仪式,爱情、生命,终于也都获得了圆满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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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望云(本校民俗学研究所)

来源|澎湃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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