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陈大康:吴趼人离开《新小说》以后

作者:     信息来源: 文汇报     发布时间: 2016-01-08
字体大小:A A A


  提起《新小说》,就会想到创办者梁启超;论及《月月小说》,想到的是主持者吴趼人。这两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印象深刻,因此读到乐群书局创办《月月小说》的广告便大惑不解:它宣称吴趼人与周桂笙已帮该局办刊,“《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类似的广告后来又几次刊载。为何吴趼人跳槽,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就得停办?那梁启超又在干什么?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是想借用小说的影响力推动君主立宪,不过最初的目的,却是要发表展现维新前景的《新中国未来记》。五年来,他一直想写这篇小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为写一篇小说而办个刊物,此事在报刊史上恐怕少见。动笔不久,梁启超便发觉小说实在不好写:“一复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可是为了“发表政见,商榷国计”,这些都顾不得了。
  梁启超热情高涨的时间不长,编了三期就远游美洲,《新小说》只好“停刊数月”。后由梁启超学生接手,出到第七期,封底上《紧要告白》还宣布梁启超已回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从事著述”。“稍”究竟是多久?“杂事”又有几何?读者有理由要这样问,因为他们等了五个月未见刊物出版,只看到广告上说梁启超“以他事猬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又等了五个月,读者才等来第八期,而主要撰稿人已换成吴趼人与周桂笙。梁启超认为借小说可达到最好宣传效果时,便创办《新小说》,推崇政治小说时毫不掩饰其功利计较,而一旦发现有更好的途径,自然就舍小说而去。
  《新小说》前七期自著作品均根于政治概念,或抒发理想,或撷取历史上素材联缀成篇,竟无一篇提炼于现实生活。语言如政论,人物形象无鲜活感,读者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作品里不断地谈论专制、自由、民权与立宪,初读确会有震撼感、新鲜感,受刺激去思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翻来覆去就是这一套,谁都会感到不耐烦。新风格始于第八期,首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干线,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世态人情,读者一展卷,就会被贼扮官、官做贼的故事吸引,并与对官场黑暗腐败的抨击共鸣。那篇《痛史》虽在描写南宋的灭亡,却也使人联想到当下国家危亡的现实。至于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侦探小说《毒蛇圈》,题材与内容均为读者喜闻乐见,描述也合乎其阅读习惯。吴趼人终结了前七期从概念出发的写作方式,也不再推崇政治小说。
  梁启超只编了三期,影响持续到第七期,吴趼人却编了十七期。梁启超有开创之功,吴趼人是使刊物得以生存的功臣,他一旦离去,《新小说》停刊是完全可能的事。不过长期以来,乐群书局所言被认为是自张声势的虚假广告,理由是该刊停刊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月月小说》创刊于翌年九月,两者根本连不上号。如此认定的依据,是《新小说》第十七期标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出版,后来该刊不再有时间标示,但按月出一期可推算出停刊时间。研究者们上了《新小说》的当,标识“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只是为掩饰出版拖延,因为直到当年九月,报上广告还说只出到第十六期,而第十七期出版的广告,则见于翌年正月二十八日。由报上各期出版的广告可知,《新小说》最后一期出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九月《月月小说》创刊,两者可谓是无缝衔接。乐群书局所言不虚,它挖走吴趼人与周桂笙后,《新小说》被迫关门。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小说专刊的停刊使不少人感到遗憾,月月小说社劝读者们不必“怅怅然不乐”,并自豪地宣称:“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说得更明白些:两家刊物是同一人在办,前者留不住吴趼人而倒闭,后者引进人才后可办得更好,因为它更在意阅读的娱乐性,创刊伊始就推出小说十七种,题材也多样化,可适应水准、口味不同的读者群。创刊号二千本在第二天上午就已售罄,于是赶紧加印二千本,最后是印了三版,后来各期也都需要加印。这一时期吴趼人得意的心情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创刊号上他的画像与施耐庵、哈葛得并列,第二期称颂他为“小说界钜子”,第三期赞其“以高尚之思想、灵妙之笔锋发为小说”,第四期则称《月月小说》“皆总撰述吴趼人先生主持之力也”,第六期更誉其为“近世小说界之泰斗”。这位主编突出自己的个人色彩可谓是毫不掩饰。
  可是好景不长,声誉节节上涨的《月月小说》出了第八期后突然停刊,现只见“社里起了风潮”数字,原因不知。其时刊物“销数日广,订阅日众”,已倾注大量心血的吴趼人不可能撒手不管,乐群书局也不会无故割舍生财之道,也许是引进的人才总有点傲气,他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且都不肯退让。读者翘首以盼两个月,等来的只是报上一则广告,宣布该刊由群学社出资接盘,改由许伏民“主持其事”,只字未提吴趼人。第九期在停刊四个月后终于出版,版权页上吴趼人的名字已换成许伏民,刊首《本社广告》仅言“刻复聘订著名大撰译家冷血、天笑二君”,也未提及对吴趼人有何安排,只是后来登报宣布陈景韩与包天笑也参与社务时,才带上“本社总撰译吴君趼人、周君桂笙著述各稿,久为阅者所欢迎”一语。吴趼人保留了头衔,这恐怕是还想借用他在读者中的巨大声望。
  有几则广告可说明吴趼人地位的变化。其一是“自十一期起,更添聘天僇生(王钟麒)撰著小说论说,冠于每期之篇首”,而以前这是吴趼人的专利。其二是吴趼人《两晋演义》连载遭腰斩。创刊时,这是刊首小说,吴趼人又撰《历史小说总序》与《<两晋演义>序》置于其前宣示宗旨。《月月小说》复刊后,第十期《广告》批评该篇“每期只刊一二回,徒使阅者厌倦,若多载数回,又以限于篇幅,徒占他种小说地步”,宣布“于本期之后不复刊载”,可是同期《告白》又声称“以前未经完全之稿,一并陆续接刊,以免阅者有未窥全豹之憾”。其三,第六期《本社特别广告》宣布吴趼人“每日到社办理报务”,搬迁新址后,第七期广告又告诉读者,“凡有关于投稿事件及吴趼人君之信函,乞寄至此处”。编辑部改组后,第九期《通信广告》却要求读者信件“请径寄乍浦路多寿里吴宅收”,可见这位“总撰员”不再参与报务。第十期《告白》还有个排序,许伏民之下是:“冷血、天笑、趼人、桂笙”。《月月小说》共出24期,吴趼人只编了前8期,这情形与梁启超编《新小说》倒颇有点相似。
  此时,吴趼人剩下的日子已不到三年,其间,他又因一篇文章引起关注。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楚九见吴趼人患神经衰弱,便送几瓶艾罗补脑汁。吴趼人服后觉得有效,便他写《还我魂灵记》相赠,内有喝后“文思不涩矣,劳久不倦矣,以视往昔之精神,且有加焉”数语,还送了张照片,黄楚九则回赠300元润笔费。当时约定文章不得登报,可是黄楚九怎肯放过宣传的好机会,转身就将文章与照片用很大篇幅登于上海《时报》、《舆论时事报》、《新闻报》,天津《中外实报》以及《汉口中西报》。大作家竟为市侩著文颂药,舆论顿时哗然。其实,吴趼人以著文为生,写点应酬文字在当时也很平常,只是黄楚九将动静弄得太大了。吴趼人并非敛财之人,平日鬻文所入,到手立尽。他又乐于助人,有位朋友借他200元,病重无力偿还,吴趼人在其病榻前烧掉借劵,并倾囊出20元助其药费。回家后妻子以家中断粮相告,他也泰然处之。据说这位朋友就是创作《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十九日,吴趼人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据时人云,死后“检其衣袋,仅余小洋四角”。

阅读原文

作者|陈大康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

浏览次数: 342

更多
回到顶部